据说，这首诗传到隋炀帝手中后，杨广对其才华嫉妒不已，私下感叹：“朕不及也”，这也成为后来他杀害薛道衡的重要诱因。
另一首名作《人日思归》则以极简的篇幅承载了极深的情感，全诗仅二十字：“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
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这首诗是薛道衡出使南朝陈时所作，首两句平实如话，却道出了时光流逝的感慨。
后两句则笔锋一转，以“落雁”与“花前”为意象，将思乡之情表达得含蓄委婉，余味悠长。
据说，南人起初看到前两句时，嗤笑说：“是底言？谁为此虏解作诗！”
但读到后两句时，无不叹服：“名下固无虚士！”
这首诗后来被日本遣唐使收录于《怀风藻》中，成为最早传入日本的中国诗歌之一，影响远及东亚。
除了闺怨诗与思乡诗，薛道衡的边塞诗与应酬诗也颇具特色。
他与杨素唱和的《敬酬杨仆射山斋独坐》，虽是应酬之作，却感情真挚，琢句精工，其中“遥原树若荠，远水舟如叶”两句，以小见大，意境开阔，沈德潜评曰：“孟襄阳祖此句法”，可见其对盛唐诗人孟浩然的影响。
他的《出塞二首》则气势雄浑，刚健有力，“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兵气天上合，鼓声陇底闻”等句，充满了爱国主义豪情与英雄气概，展现了北朝文学的刚健风骨。
在文体创新上，薛道衡也颇有建树。
他主张“文质并重”，既强调诗歌“情灵摇荡”的抒情性，又注重“气韵沉雄”的格调，提出“南北合流”的文学观。
其散文《高祖文皇帝颂》是一篇骈散结合的佳作，既保留了骈文的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又融入了散文的流畅自然、气势贯通，确立了隋代官方文学的范式，开唐代律赋之先声。
据记载，薛道衡创作极为严谨，“每至构文，必隐坐空斋，蹋壁而卧，闻户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这种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正是他能取得如此高成就的重要原因。
薛道衡一生着述颇丰，有文集七十卷行世，可惜大多在后世散佚。
明代学者张溥辑有《薛司隶集》一卷，收录其诗二十余首、文八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也收录了其部分作品，让后人得以窥见这位文学巨匠的风采。
他与李德林、卢思道齐名，被誉为隋代文坛的“三驾马车”，而在后世看来，薛道衡的艺术成就无疑是最高的，堪称“隋诗第一大家”。
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杨坚病逝，晋王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
杨广早年间便对薛道衡的才华心怀爱慕，即位后不久，便将正在番州（今广州）担任刺史的薛道衡召回长安，打算任命他为秘书监，掌管国家典籍，这是一个位高权重且适合文人的职位。
此时的薛道衡已六十六岁，历经三朝风雨，看透了官场险恶，却未能察觉隋炀帝心中的复杂情绪——既有对才华的欣赏，更有对昔日遭拒的怨恨与对其声望的忌惮。
回到长安后，薛道衡感念隋文帝的知遇之恩，又对隋炀帝的奢靡之风心存不满，于是写下了《高祖文皇帝颂》一文，上奏给隋炀帝。
这篇文章辞藻华丽，对隋文帝的功绩大加颂扬，堪称千古颂文的典范。
然而，薛道衡万万没有想到，这篇颂文竟成了他的催命符。
隋炀帝读完后，脸色骤变，对大臣苏威愤怒地说：“道衡至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
《鱼藻》是《诗经》中的一篇，据《诗序》记载，这首诗表面歌颂周武王，实则讥刺周幽王，隋炀帝认为薛道衡借颂扬隋文帝来讽刺自己，心中的怨恨与猜忌彻底爆发。
他当即改变主意，任命薛道衡为司隶大夫，看似升职，实则将他置于容易犯错的监察岗位上，伺机寻找除掉他的借口。
薛道衡的好友司隶刺史房彦谦（唐初名臣房玄龄之父）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他多次劝说薛道衡：“帝性猜忌，君才高名重，宜杜绝宾客，闭门自守，以避祸端。”
但薛道衡自恃才华，又坚信自己问心无愧，对房彦谦的劝告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与朝中大臣往来密切，议论时政。
不久后，朝中讨论新令，大臣们争论了许久也未能达成一致。
薛道衡有感而发，说道：“向使高颎不死，令决当久行。”
高颎是隋文帝时期的开国功臣，因反对杨广即位而被处死，薛道衡的这句话，无疑是在间接批评隋炀帝滥杀忠臣、朝政混乱。
御史大夫裴蕴素来善于揣摩隋炀帝的心思，他立刻抓住这个机会，上奏弹劾薛道衡：“道衡负才恃旧，有无君之心。
见诏书每下，便腹非私议，推恶于国，妄造祸端。
论其罪名，似如隐昧，源其情意，深为悖逆。”
这番话正中隋炀帝下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