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初年，薛道衡多次以聘陈主使的身份出使江南。
他每一次出使，都不仅是外交使命的履行，更是南北文化交流的契机。
南朝陈文风盛行，士大夫们对薛道衡的才名早有耳闻，每次他到访，都有大批文人争相与之唱和。
薛道衡博采众长，将南朝诗歌的细腻技巧与北朝文学的雄浑风骨巧妙融合，其诗作在江南广为流传，《隋书》记载：“江东雅好篇什，陈主犹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
与此同时，他也敏锐地察觉到陈朝的腐败与衰落：陈后主陈叔宝沉迷酒色，荒废朝政，朝堂之上小人当道，民生凋敝。
回到隋朝后，薛道衡多次向隋文帝上奏，力陈伐陈之必要性，主张“责以称藩”，实则建议趁机统一南方，完成天下一统的大业。
他的分析有理有据，深得隋文帝与宰相高颎的认可，为隋朝灭陈之战奠定了思想基础。
开皇八年（588年），隋文帝下令伐陈，任命晋王杨广为行军元帅，高颎为元帅长史，薛道衡被任命为淮南道行台吏部郎，专掌文翰，随从大军出征。
隋师兵临长江北岸，高颎心中仍有疑虑，向薛道衡询问：“此番举兵，能否克定江东，请君言之。”
薛道衡从容答道：“凡论大事成败，先须以至理断之。
《禹贡》所载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南北分裂已久，战争不息，否终斯泰，以运数言之，其必克一也。
有德者倡，无德者亡。
自古兴亡，皆由此道。
我隋主上躬履恭俭，忧勤庶政，陈叔宝峻宇雕墙，酣酒荒色，其必克二也。
为国立体在于用人，陈重用小人，命将非才，其必克三也。
量其甲士，不过十万，西至巫峡，东至沧海，分之则势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
这番话从天命、德行、用人、兵力四个维度分析了伐陈必胜的理由，逻辑清晰，鞭辟入里。
高颎听后豁然开朗，赞叹道：“君言成败，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
本以才学相期，不意筹略乃尔！”
随后，隋军渡江作战，势如破竹，次年便攻破建康，灭亡陈朝，结束了自魏晋以来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
薛道衡在伐陈之战中撰写的《渡淮》一诗，真实记录了战争的壮阔场景，“洪流响不极，长夜自多端”，展现出史学家的客观与文学家的豪情，成为传世名篇。
隋朝统一后，薛道衡的仕途达到顶峰。
他历任内史侍郎、开府仪同三司等职，深得隋文帝信任，“久当枢要，才名益显”。
当时朝中名臣如高颎、杨素等，都对他敬重有加，皇太子及诸王也争相与之结交，引以为荣。
杨素作为隋朝开国功臣，亦是着名文人，与薛道衡过从甚密，二人常常唱和诗作，留下了许多千古佳句。
薛道衡与杨素唱和的《从军行》，是隋代边塞诗的代表作，诗中“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等句，气势磅礴，苍凉悲壮，将边塞战争的残酷与征人的思乡之情刻画得淋漓尽致，彻底摆脱了六朝边塞诗的绮靡之风，开启了盛唐边塞诗的先河。
然而，盛极而衰的伏笔也在此时悄然埋下。
晋王杨广在伐陈之战中目睹了薛道衡的才华，对其极为爱慕，想要将他纳入自己的幕府。
后来，薛道衡因遭人弹劾结党，被隋文帝除名，流放岭南。
杨广当时坐镇扬州，得知消息后，秘密派人告知薛道衡，让他取道扬州前往岭南，自己将上奏皇帝，把他留在扬州任职。
但薛道衡素来不认同杨广的为人，不愿依附于他，于是故意避开扬州，选择从江陵道前往岭南。
这件事让杨广心中埋下了怨恨的种子，为薛道衡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隐患。
薛道衡的文学成就，不仅在于其诗作的数量，更在于其质量与创新，他以一己之力融合南北诗风，为隋代文学开辟了新的境界，也为初唐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明代文学评论家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评价：“薛道衡气韵清拔，风华秀杰”，清人沈德潜也在《古诗源》中盛赞：“玄卿五言，朴茂罕匹，渐启唐风”，这些评价精准地概括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薛道衡的代表作《昔昔盐》是一首乐府诗，以传统闺怨题材为核心，描写思妇独守空闺、思念远征丈夫的孤独寂寞之情。
全诗辞藻华美，对仗工整，情景交融，其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联，更是千古绝唱。
这两句诗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空寂的居室：昏暗的窗户上悬挂着一张蜘蛛网，空荡荡的屋梁上落着燕子筑巢时掉落的泥土。
没有一字直接写“愁”，却通过环境的萧瑟冷清，将思妇的孤独与思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