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庾信已年过六旬，身体日渐衰弱，他自知归乡无望，便开始整理自己的诗作，编纂成集，以寄托对故国与亲人的思念。
此时的他，虽仍身居北周开府仪同三司的高位，却早已看淡了官场的荣辱得失，一心沉浸在文学创作与对往事的追忆之中。
他在《自叙》中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既感慨早年的繁华与顺遂，也悲叹晚年的漂泊与孤独，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命运的无奈与对故国的眷恋。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代周称帝，建立隋朝，庾信被任命为淮州刺史，不久后便因病辞官，同年冬病逝于长安，享年六十九岁。
这位跨越三朝的文学巨匠，最终在异乡走完了自己坎坷而传奇的一生。
庾信的去世，标志着南北朝文学的终结，而其留下的文学遗产，却成为连接南北朝与隋唐文学的重要桥梁，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庾信的文学成就，首先体现在他对文学形式的完善与创新上。
他的骈赋作品，将对偶、用典、声律、辞藻等艺术手法推向极致，使骈赋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学体裁，《哀江南赋》更是骈赋的巅峰之作，被后世奉为典范。
他的诗歌创作，则在格律上进一步完善，其七言诗对仗工整、声律和谐，已具备唐诗的基本特征，对初唐四杰、杜甫等诗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杜甫曾在《戏为六绝句》中盛赞庾信：“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高度肯定了庾信晚年作品的艺术成就与历史地位。
其次，庾信的文学创作突破了南朝宫体诗的题材局限，将个人身世、家国命运、乱世沧桑等主题融入作品之中，使文学作品具有了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与情感厚度。
他的作品不再是单纯的辞藻堆砌与形式炫耀，而是充满了真挚的情感与深刻的思考，开创了“以文述志”“以诗言史”的文学传统，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此外，庾信作为“南朝羁臣”的代表，其作品中蕴含的故国之思与家国之痛，成为后世文人抒发爱国情怀与思乡之情的重要原型。
从唐代的李白、杜甫，到宋代的苏轼、辛弃疾，再到后世的无数文人，都曾在庾信的作品中汲取灵感，借其典故与意境抒发自身的情感与抱负。
庾信的《哀江南赋》《拟咏怀》等名篇，更是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被历代文人反复研读、模仿与推崇。
后世对庾信的评价极高，除杜甫的赞誉外，《周书》本传称其“文为一代之宗，辞为群彦之冠”。
《北史》则评价他“穷南北之胜”，认为其文学成就兼具南朝的华丽与北朝的刚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近代学者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更是称庾信为“汉魏六朝百三百年间最有成就的诗人”，充分肯定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庾信的一生，是复杂而矛盾的一生。
他既是南朝宫廷的风流才子，也是北朝的高官显贵。
既是“贰臣”，又是心怀故国的忠臣。
其文风既经历了从绮丽到沉郁的巨大转变，又始终保持着极高的艺术水准。
后世对庾信的评价，也多围绕其“人格”与“文格”展开，呈现出褒贬不一却又高度认可其文学成就的复杂局面。
从人格角度而言，庾信曾被部分后世学者批评为“失节”，认为他作为南朝臣子，未能以身殉国，反而接受北朝的官职，沦为“贰臣”，有违封建忠义之道。
然而，这种评价显然忽略了时代背景与个人境遇的复杂性。
庾信身处乱世，国破家亡并非其个人之过，他滞留北方更多是被迫之举，而非主动背叛。
在北朝的二十七年里，他始终心怀故国，从未放弃归乡的愿望，其作品中流露出的故国之思与家国之痛，便是其忠义之心的最好证明。
正如现代学者所指出的：“庾信的‘失节’，是时代的悲剧，而非个人的过错。他以文学为武器，抒发对故国的思念与对命运的悲叹，其人格与文格在本质上是统一的。”
从文学角度而言，庾信的成就则得到了后世的一致认可。
他集六朝文学之大成，将南朝文学的华丽与北朝文学的刚健完美融合，开创了新的文学风格，为隋唐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他的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与情感厚度，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经典。
庾信的文学实践证明，文学不仅可以描写风花雪月，更可以承载历史的重量、个人的命运与家国的情怀，这种“文以载道”的创作理念，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庾信的一生，是乱世文人命运的缩影，他的遭遇与创作，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荡、文化的融合与文人的生存困境。
他以个人的坎坷命运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