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宇文觉代魏称帝，建立北周，庾信继续受到北周朝廷的重用，历任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宪中大夫等职，封临清县子，后晋爵为公。
北周明帝宇文毓、武帝宇文邕皆喜爱文学，对庾信的才华极为推崇，时常召其入宫赋诗作文，礼遇甚厚。
然而，这份高官厚禄与荣华富贵，始终无法填补庾信心中的故国之思与亡国之痛。
他在北方虽备受尊崇，却始终以“羁臣”自居，将满腔悲愤与思念寄托于文学创作，其文风也在这段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北迁之前，庾信的作品以宫体诗与骈赋为主，风格绮丽浮艳，题材局限于宫廷生活与男女情爱，虽艺术形式精湛，却缺乏思想深度与情感厚度。
而北迁之后，国破家亡的遭遇、羁旅他乡的孤独、对故国的思念与对命运的悲叹，彻底改变了他的创作心境与文学风格。
他的作品不再局限于辞藻的堆砌与形式的华美，而是融入了真挚的情感、深刻的思考与厚重的历史感，形成了沉郁苍凉、刚健雄浑的独特风格，达到了“穷南北之胜”的艺术境界。
庾信后期的创作，以赋与诗为主要载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哀江南赋》。
这篇赋作创作于北周建德元年（公元572年），是庾信晚年的巅峰之作，全文长达三千三百余字，以自身经历为线索，追溯了南朝梁的兴衰历程，描绘了侯景之乱与江陵之陷的惨状，抒发了对故国的思念、对亲人的哀悼与对自身命运的悲叹。
赋作中“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惟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等名句，以历史典故反衬南朝梁的覆灭之快，饱含悲愤之情。
“十里五里，长亭短亭；三江五湖，控荆引越。吴歈越吟，荆艳楚舞。草木之遇阳春，鱼龙之逢风雨”则描绘了江南的美好与故乡的温情，与北方的苍凉形成鲜明对比，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哀江南赋》将骈赋的艺术形式与深沉的思想情感完美结合，既有辞藻之美，又有情感之真，被誉为“千古绝唱”，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名篇。
除《哀江南赋》外，庾信的诗歌创作也取得了极高成就，其晚年诗作以《拟咏怀》二十七首为代表。
这组诗模仿阮籍《咏怀诗》的风格，以隐晦的手法抒发了家国之痛、羁旅之愁与身世之感，情感沉郁，意境苍凉。
如“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以北方的边塞风物烘托孤独与思念之情。
“楚材称晋用，秦臣即赵冠。离宫延子产，羁旅接陈完。寓卫非所寓，安齐独未安”，则以历史上的羁臣自比，表达了对故国的眷恋与对自身境遇的无奈。
庾信的晚年诗歌，在格律上更加成熟，对仗工整，声律和谐，已具备唐诗的雏形，对后世唐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庾信的散文与铭诔之作也极具特色，其《枯树赋》以拟人化的手法，借枯树的遭遇抒发自身的坎坷命运，文辞凄婉，寓意深刻。
《思旧赋》则悼念故友，情感真挚，催人泪下。
这些作品皆体现了庾信后期“悲而能壮，哀而不伤”的创作风格，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紧密结合，使文学作品具有了更为厚重的历史感与思想性。
在北周的二十七年里，庾信虽身居高位，备受礼遇，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南朝的“羁臣”，心怀故国，思念江南。
他在官场上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凭借自己的才华与智慧，为北周的文化建设与外交事务作出了重要贡献。
北周与南朝陈通好时，庾信曾多次参与外交文书的起草，其文辞典雅，立意高远，既维护了北周的尊严，又暗含对故国的思念，展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与文学才华。
庾信在北周的生活虽优渥，却始终感到孤独与寂寞。
他时常与同样滞留北方的南朝文人交往，如王褒、颜之推等人，彼此倾诉思乡之情，唱和赠答，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南朝羁臣”文学群体。
他们的作品多以思乡、怀旧为主题，风格沉郁苍凉，成为北朝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庾信作为这个群体的核心人物，其创作不仅影响了同时代的文人，更对北周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使北朝文学摆脱了早年的粗陋之风，逐渐与南朝文学融合，形成了刚柔并济的独特风格。
尽管北周朝廷对庾信恩宠有加，甚至在他晚年时允许其子弟返回南朝，但庾信本人却始终未能实现归乡的愿望。
一方面，北周朝廷不愿放走这位“文苑宗师”，担心其归乡后为南朝效力。
另一方面，庾信深知自己身为“贰臣”，即便归乡，也难以面对故国的父老乡亲，心中充满了矛盾与痛苦。
这种矛盾的心境，在他的作品中多有体现，如《拟咏怀》中“不知是梦里，何处逐游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