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上，他轻徭薄赋，鼓励农桑，推行屯田制，恢复生产，使得南梁的经济逐渐复苏。
文化上，他“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设立国子监，提倡儒学，重用文人学士，使得南梁成为“江左以来，文物之盛，独美于兹”的文化盛世。
天监年间，梁武帝萧衍迎来了他统治生涯的黄金时期。
他勤于政事，“每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烛看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即使寒冬腊月，也坚持四更天便起床处理政务。
他生活节俭，“膳无鲜腴，惟豆羹粝食而已”，不饮酒，不食肉，后宫妃嫔也衣着朴素，杜绝奢华。
在他的倡导下，南梁官场风气一度好转，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口增长，出现了南北朝时期难得的和平局面。
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曾评价道：“萧衍统治南梁五十年，天下已经进入小康了”。
军事上，梁武帝一方面抵御北魏南侵，另一方面也试图收复北方失地。
天监四年（505年），梁武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都督北讨诸军事，率领大军北伐。
然而，萧宏是个庸碌无能之辈，在洛口之战中因畏惧魏军而临阵退缩，导致梁军大败，北伐失利。
但梁武帝并未气馁，而是总结经验教训，重用韦睿、曹景宗等有勇有谋的将领，重新制定北伐策略。
天监六年（507年），北魏中山王元英率领数十万大军进攻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钟离守将昌义之坚守城池，顽强抵抗。
梁武帝任命曹景宗、韦睿率军驰援，两位将领密切配合，水陆并进。
韦睿素有“韦虎”之称，他率军连夜筑城，清晨便建成营垒，令魏军大为震惊。
决战当日，梁军借助淮水暴涨之机，以水军猛烈攻击魏军浮桥，同时派步兵强攻魏军营地。
魏军大乱，争相溃逃，溺死者、被杀者不计其数，元英仅率少量残兵逃脱。
钟离之战是南北朝时期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梁军大获全胜，斩首十余万，俘获魏军将领五十八人，缴获物资无数，极大地削弱了北魏的军事实力，稳定了南梁的北方边境，维持了南北均势。
毛泽东在读到这段历史时，批注“此时梁武，犹知军机”，对梁武帝的军事部署给予了肯定。
文化方面，梁武帝的成就更为突出。
他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即使政务繁忙，仍手不释卷，“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写便就”。
他不仅自己着述颇丰，着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毛诗答问》等儒学着作，还组织学者编纂了《通史》六百卷，可惜此书后来失传。
他精通音律，创制了“通典乐”，规范了南梁的礼乐制度；擅长书法，其书法作品“草隶尺牍，莫不称妙”，对后世书法艺术产生了一定影响。
清人赵翼曾评价道：“创业之君里面还兼擅才学的，尤其以南梁萧衍独擅千古”，明代学者胡应麟也盛赞“人主才美之盛，再也没有比得上南梁萧衍的了”。
梁武帝还十分重视教育与人才培养，他设立国子监，置五经博士，招收贵族子弟与寒门学子入学，大力推广儒学教育。
在他的倡导下，南梁学术氛围浓厚，文人荟萃，沈约、谢朓、江淹等着名文学家皆活跃于这一时期，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着名的“齐梁体”，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统治日久，梁武帝的心态逐渐发生变化。
他早年信奉儒学，中年后却沉溺于佛教，到了晚年更是到了痴迷的地步，成为历史上着名的“菩萨皇帝”。
他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大肆修建寺院佛塔，京都建康就有宏伟壮丽的佛寺五百多所，僧尼十多万，还多次舍身同泰寺，甘愿做“寺奴”，每次都需要公卿大臣“以钱一亿万奉赎”，才肯返回皇宫。
这种大规模的崇佛活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也使得南梁的国力逐渐衰退。
梁武帝崇佛不仅影响了国家财政，还导致了朝政的松弛。
他晚年“耽于释教，弛于刑政”，对违法犯罪的宗室子弟和大臣过于宽容，甚至放纵。
他的弟弟萧宏贪婪成性，聚敛财富无数，家中库房百间，有人告发萧宏谋反，梁武帝亲自前去查看，却发现库房中全是金银财宝，而非兵器甲胄，便大喜过望，对萧宏说：“阿六，汝生计大可！”
不仅没有追究其贪腐之罪，反而加以赏赐。
这种纵容使得南梁官场腐败滋生，“奸吏招权弄法，货赂成市，枉滥者多”，而百姓则生活困苦，流徙逃亡，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更严重的是，梁武帝晚年变得刚愎自用，“予智自雄，小人日进”，听不进不同意见。
他重用朱异、周石珍等奸佞之辈，这些人善于阿谀奉承，蒙蔽圣听，而正直的大臣如周舍、谢举等则被疏远排挤。
大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