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子良听闻灾情后，心急如焚，即刻上书齐武帝，恳请朝廷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同时奏请减免灾区赋税，暂缓徭役，以减轻百姓负担。
在上书之余，他更是以身作则，拿出自己王府中的积蓄与粮食，赈济身边的贫苦百姓，又命王府属官深入灾区，体察灾情，督导赈灾事宜，救下无数百姓的性命。
他不仅关注灾民的温饱，更忧心灾后的民生恢复，奏请武帝派遣农官前往灾区，指导百姓补种作物，修复水利，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的生计问题。
除了赈灾济民，萧子良对底层百姓的疾苦始终挂怀于心，他曾多次上书，痛陈当时刑狱严苛、吏治腐败之弊，恳请武帝宽宥刑狱，体恤民情，慎用刑罚，其奏疏言辞恳切，字字皆为民请命，深得朝野上下的赞誉。
在政治之外，萧子良最为后世称道的，便是其对文坛的贡献与引领。
他自幼好文，成年之后更是雅爱才士，广纳贤才，在其竟陵王府中，聚集了当时南朝最顶尖的文人墨客，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着名的“竟陵八友”文人集团。
“竟陵八友”包括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八人，皆是彼时文坛翘楚，各有专长，或擅诗文，或工骈赋，或精史学。
萧子良为这些文人提供了优渥的生活环境与宽松的创作氛围，时常在王府中设宴雅集，与诸贤饮酒赋诗，谈经论道，品评文章，一时间竟陵王府成为南朝文坛的中心，引领着当时的文学风气。
萧子良自身亦是一位颇有才情的文人，其诗文温润典雅，兼具风骨与柔情，着有《竟陵王集》四十卷，可惜流传至今大多散佚，仅存《行宅》《游后园》等数篇诗作，以及部分奏疏文牍。
在他的倡导与影响下，永明文学得以蓬勃发展，尤其是在诗歌格律方面，沈约等人提出的“永明体”诗歌，注重声律对仗，为后世格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这一切，都与萧子良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
萧子良不仅好文，亦好释老之学，尤其对佛教推崇备至，是南朝齐时期着名的佛教信徒与护法居士。
永明年间，佛教在南朝已极为盛行，萧子良更是将崇佛之事做到了极致，他在竟陵王府中修建精舍，供养高僧，时常邀请名僧讲经说法，自己则亲自参与听法礼佛，潜心研习佛法。
他不仅自己信佛，更致力于推广佛教，主张慈悲为怀，劝人向善，反对杀生，曾多次上书武帝，恳请禁止民间杀生祭祀，倡导素食之风。
为了弘扬佛法，他还组织高僧与文人整理佛教经典，刊刻佛经，推动了佛教文化在南朝的传播与发展。
不过，萧子良的崇佛之举，也并非全然无争议，彼时南朝朝堂之上，亦有不少大臣反对过度崇佛，认为此举耗费大量财力物力，且易导致僧人泛滥，影响国家赋税与徭役，其中最着名的便是范缜与萧子良的论辩。
范缜着《神灭论》，主张“形存则神存，形灭则神灭”，驳斥佛教的因果轮回之说，萧子良对此极为不满，召集众僧与文人与范缜辩论，却始终无法驳倒范缜的观点。
这场论辩虽以萧子良的失利告终，却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展现了当时思想界的自由与活跃，而萧子良虽与范缜观点相悖，却并未因政见不同而加害于他，亦可见其胸襟之宽广。
作为齐武帝的次子，萧子良自始至终都身处南齐的储位之争的漩涡之中。
齐武帝即位之初，便立长子萧长懋为皇太子，萧长懋与萧子良兄弟情深，且同样贤明有德，两人之间并无嫌隙，萧子良亦从未有过觊觎储位之心。
然而，永明十年，皇太子萧长懋不幸英年早逝，年仅三十六岁，储位空虚，朝堂之上顿时掀起了储位之争的波澜。
彼时，萧子良因贤德之名、宗室威望以及武帝的宠爱，成为储位的热门人选，朝中不少大臣与竟陵王府旧属纷纷上书，恳请武帝立萧子良为皇太子。
而另一方，则是皇太子萧长懋的长子萧昭业，按照嫡长子继承制，萧昭业乃是皇太孙，亦有不少大臣支持其继承储位。
萧子良此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边是唾手可得的储君之位，一边是宗法礼制与自己的本心。
他素来仁厚，不愿因储位之争而引发宗室内乱，更不愿辜负兄长萧长懋的情谊，故而始终保持低调，未曾主动谋求储位。
齐武帝萧赜在立储之事上亦是犹豫不决，他既喜爱次子萧子良的贤德与才干，又念及嫡长孙萧昭业的宗法正统，迟迟难以决断。
这场储位之争，最终在永明十一年画上了句号，齐武帝最终选择立皇太孙萧昭业为皇太孙，确定其为皇位继承人。
萧子良得知结果后，并未有任何怨言，反而坦然接受，依旧尽心辅佐武帝，安抚朝中大臣，尽力维护朝堂的稳定。
然而，储位之争的余波未平，齐武帝萧赜便在永明十一年冬病重，临终之前，他命萧子良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