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很成功，但也暴露了问题：空间太小，人流一多就拥挤；讲解声音重叠，互相干扰；体验活动耗时太长，可能排长队。
“咱们得调整，”岩叔总结，“手艺区分成两个点，织锦和竹编不要放一起；知识区设成安静角落，放上凳子，让人能坐下听；互动区要控制人数，一批批进。”
“还要准备备用方案，”许兮若补充，“万一下雨怎么办？万一有人故意找茬怎么办？万一没人来看怎么办？”
这些“万一”让筹备更周全。岩公做了几个轻便可折叠的竹棚，下雨可以搭起来；大家预演了各种可能的问题和回答；甚至准备了最坏打算——如果实在没人来，就自己办个小型交流，把这当成一次内部学习。
出发前夜，许兮若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晕眩。这是近五个月来最明显的一次，她皱了皱眉，她轻呼一声，手按在太阳穴上。
“怎么了？”高槿之紧张地问。
“没事，”许兮若笑了，“有些头晕罢了。”
高槿之把手贴上去，确定她没有发烧这才放心下来。
“槿之，”许兮若轻声说，“我有点怕去文化节。不是怕展示不好，是怕……万一我们的理念不被接受，万一别人笑我们傻，怎么办？”
高槿之握住她的手：“记得玉婆说的吗？真的东西，什么时候都有人爱。可能不是所有人都会爱，但总有人会懂。我们不是为了被所有人接受，是为了找到同类。”
许兮若点头，靠在他肩上。窗外，秋虫鸣叫，月光如水。
第二天清晨，十个人的队伍出发了。两辆车，载着织布机、竹编工具、标本箱、展板，还有那拉村半年多来沉甸甸的实践与思考。
镇中心广场已经热闹非凡。彩旗飘扬，气球高悬，各个村的摊位沿广场四周排开：有的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工艺品，有的架起大锅现做小吃，有的播放着震耳的音乐，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演员在排练舞蹈。
那拉村的摊位在广场西南角，相对安静。他们按照计划布置：竹棚搭起，分成三个区域，没有大声吆喝，只有一块简单的牌子：“那拉村——另一种可能”。
最初的两小时，人流主要涌向热闹的摊位。偶尔有人路过那拉村的展位，好奇地看一眼，又匆匆走过。小梅有些着急，岩公安慰：“不急，酒香不怕巷子深。”
转折发生在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身上。他在“理念展示板”前停住了，仔细读了上面的问题，拿起笔，在便签上写了好久，贴上去。写的是：“如果一天只能做一件事，我想认真听一个人讲完他的故事。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完整的倾听已成奢侈。”
许兮若上前与他交谈。原来他是县文化馆的研究员，姓陈，专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两人聊了起来，从自律公约聊到社区决策，从传统知识记录聊到数字博物馆。陈研究员越听越兴奋：“你们做的，正是我们想在理论上探索的！活态传承，社区主体，慢生活价值……”
他的声音吸引了其他人。渐渐，那拉村的展位前聚起了人。
小梅的织布机前，一个年轻女孩看得入神。小梅边织边讲解：“这个图案叫‘雨林之眼’，中间的圆圈代表观察，周围的波纹代表思考。我们织锦，不只是做东西，是在记录我们对雨林的理解。”
女孩问：“可以试试吗？”
“可以，但要有耐心。织布急不得，一急就错针。”
女孩坐下来，在小梅指导下尝试。一开始笨手笨脚，但慢慢找到了节奏。她织了半小时，只织出巴掌大的一片，却异常满足：“这是我第一次这么专注地做一件事。”
岩公的竹编区更热闹。他设计了一个简单的杯垫编织体验，大人小孩都能参与。但每个参与者必须先听三分钟“竹子的故事”：“竹子要三年以上才能用，砍的时候不能齐根砍，要留节让它再发；削篾要顺着纹理，不能逆着……”
一个父亲带着儿子来学。男孩八九岁，开始不耐烦，但听岩公讲竹子的生长、用途、故事，渐渐安静下来。编杯垫时，他格外小心，生怕弄断了竹篾。编好后，举着那个歪歪扭扭的杯垫，像举着奖杯：“爸爸你看！我自己编的！”
玉婆的知识区成了许多老人的聚集地。她不用麦克风，就坐在竹椅上，慢慢讲草药。奇怪的是，嘈杂的广场上，她的声音不高，却能让周围的人都安静下来。一个老奶奶听她讲“雷公菌”的故事，抹眼泪：“我小时候，我阿婆也采过这个。后来她走了，就没人认得了。谢谢你，让我又想起了。”
下午，人流达到高峰。那拉村的展位前排起了队——不是抢购，是等待体验。有人排队等织布，有人排队等编竹，更多的人坐在玉婆周围，听她讲那些快要消失的知识。
陈研究员带来了文化馆的同事，还叫来了当地媒体的记者。摄像机、录音笔对准了那拉村，但岩叔有言在先：“可以拍，可以问，但不能打断我们的正常展示。我们不是来表演的。”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