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登把调查报告往办公桌对面推了推，指尖沾着的咖啡渍在纸页边缘晕开一小片棕褐色。
他说话时喉结上下滚动，声音里裹着挥之不去的疲惫，眼窝下的青黑像被墨笔晕染过，连带着眼底的红血丝都格外扎眼。
办公室的白炽灯嗡嗡作响，把文件上密密麻麻的字迹照得纤毫毕现，张建军的一寸照片嵌在纸页角落，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眼神里藏着几分不易察觉的局促。
陈北安伸手接过报告，指腹在纸页边缘轻轻摩挲。
他坐在办公桌后，黑色警服外套搭在椅背上，里面的衬衫领口解开两颗扣子，露出线条清晰的锁骨。
窗外的天色已经沉了下来，暮色顺着百叶窗的缝隙钻进来，在他脸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光影。
他垂着眼，目光落在“李明宇工会”那几个字上，指尖无意识地在纸面轻轻敲打，发出规律的嗒嗒声，像是在给这紧绷的氛围敲着节拍。
“上头留给我们的时间还剩两天了，两天后我们人到底会在哪都是个未定数，这案子不破，恐怕是不行了。”
陈北安的声音很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重量。
他抬眼看向顾登，眼底布满红血丝，却依旧亮得惊人，像是燃着一簇不肯熄灭的火。
顾登看着他这副模样，心里头一阵发酸——从接手这起毒品案开始，陈北安就没好好休息过，办公室的沙发成了他的临时床铺，桌上的速溶咖啡罐堆得像座小山，有时顾登凌晨来换班，还能看到他趴在卷宗上打盹，手里攥着的笔还没松开，指缝间沾着干涸的墨水。
“诶，这案子牵扯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一时半会怎么可能破得了？但上头命令下来了，也是真的没招了……”
顾登叹了口气，往椅背上一靠，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
他感觉自己的脑袋像是被灌了铅，昏沉得厉害，眼前时不时闪过卷宗里的照片——密封的纸箱里藏着的白色粉末，码头仓库里散落的毒品包装，还有那些受害者家属哭红的眼睛。
这一周多来，他几乎是连轴转，白天跑码头找证人问话，晚上回局里整理线索，一天睡眠不足六个小时，有时候坐在审讯室里，听着嫌疑人的狡辩，都能恍惚着差点睡过去。
他抬眼瞥了眼陈北安，对方正低头翻着报告，手指在“张建军”的名字上顿了顿。
顾登知道，陈北安比他更累，每天睡眠不足四个小时是常事，有好几次为了核对一条关键线索，直接在办公室通宵查卷宗，天亮时眼底的红血丝重得像是要渗出血来。
可即便这样，陈北安也从没抱怨过一句，只是每次看到新的线索，眼里的光会更亮一分。
“对了，”顾登突然想起什么，坐直了身子，“昨天去码头找老搬运工问话，有个老周说，当年李明宇的工会里，张建军算是比较受器重的，好几次跟着李明宇去外地运货。
后来李明宇开始走歪路，工会里不少人都走了，张建军却留到了最后，直到李明宇倒台才离开码头，一直留在西京当打铁匠。”
陈北安翻报告的手顿住了，他抬眼看向顾登，眉头微微蹙起：“留到最后？李明宇倒台是因为什么，你我都清楚，张建军没被牵扯进去？”
“没，”顾登摇了摇头，语气里带着几分疑惑，“当年警方查李明宇的时候，把工会里的人都问了个遍，张建军说自己就是个干力气活的，不知道李明宇偷运毒品的事，加上没找到他参与的证据，最后就放了。
现在想想，这事有点蹊跷，他跟了李明宇那么久，怎么可能一点风声都没听到？”
陈北安没说话，重新低下头，目光在报告上仔细扫过。
纸页上记录着张建军的生平——老家在乡下，早年丧父，跟着母亲长大，二十岁来城里打工，先在工地干了几年，后来进了李明宇的工会当搬运工，五年前离开码头，回西京租了套公租房，靠打铁匠的手艺糊口，妻子单小凤在小区门口的超市当收银员，日子过得不算富裕，但也算安稳。
“那个叫老周的人现在在西京？”陈北安突然开口，声音打破了办公室的寂静。
“在的，”顾登点头，“地址在城西的惠民小区，昨天派人去看过，那人叫周惠民，是个小诊所的医生，七十多快八十了。”
陈北安指尖在桌面上敲了敲，沉思片刻：“明天去会会他，看看能不能从他嘴里套出点东西。李明宇的案子过去这么久，当年的证人要么没了音讯，要么不肯开口，这李惠民说不定知道些我们不知道的事，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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