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官选官之下，皇帝无论如何都要进行一次大清洗，不是张居正最後拦了一下，这些官选官也是清洗的目标。
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万历维新的分配，已经出现了一些十分明显的问题，大明势豪，或者说占据了统治地位的这些肉食者们，其财富增长率，远超大明朝的财富增长率，这代表着分配上的极度失衡。
按照理想状态，大明财富增加，这些财富应该均等地分给大明天下的每一个人，也就是大明通过征战、开拓、海贸等等手段，掠夺的海外财富，应该通过修建驰道、疏浚水道、投资建设官厂、丁亥学制等等手段，均等地分给每一个人。
而肉食者们分配了大头，部分有产者和穷民苦力，就喝了口汤。
这种分配方式，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了怨气的不断累积，如果这些势豪，他们还忠於朝廷、忠於大明，皇帝还能容得下他们，但如果他们已经背叛，那就是肃反的对象了。
张居正、朱翊钧都十分清楚的看到了这一点，对於如何纠偏，二人是有分歧的，皇帝主张杀，太子说过：杀人不管用是因为杀不完，若能杀得完，杀人就管用；
张居正主张利用大明律、天变承诺等等方式，以较为温和的方式调整分配。
每一次皇帝到安国公府蹭饭，这种分歧就会重演一遍，而且谁都说服不了谁，都是为大明好，而且真的是为大明好，就很难说服对方。
张居正现在走了，皇帝彻底放开了手脚，这就是朱翊钧在张居正临终前说的那句，他会做的更加过分，那就没人会骂张居正了。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大明当下必须要面对的。
随着万历维新的推动，以铜钱、白银、黄金为锚定的贵金属货币，已经无法充当一般等价物让货物充分流转，在万历二十六年，在货币上十分保守的皇帝，也不得不正式开始超发宝钞。
宝钞的本质是债，也就是说从超发的这一年，大明财税，转为了债务性驱动，也就是寅吃卯粮，赌未来的经济增长能够覆盖债务的利息，赌技术进步。
在这个现实问题之下，皇帝自然要更加暴力地推动分配的变革，让万历维新的财富，更加普惠到万民，唯有如此，才能让债务驱动能够持续下去。
具体而言，就是培养更多的人才、更多的作坊工坊、培养更多的匠人、更好的育种、
更多的水肥、精绝肥、更高的粮食产量、更多的良田、更好的技术、更高马力的蒸汽机等等。
也就是说，这一天一定会来，迟早之事。
这条路很难，没有了张居正，皇帝依旧要坚决的走下去，并且做好了为此牺牲一切的准备。
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皇帝离开了祈年殿，前往了北大营，这次不用皇帝下旨，在京师的宗亲、有官身的士大夫们，各诗社的笔正、大学堂的学正等等，全都聚集在了北大营，等着为张居正送行。
人有的时候就很奇怪，第一次弯下腰的时候，觉得羞耻，第二次就会觉得理所当然。朱翊钧站在北大营的月台前，看着台下一动不动的百官，对着李佑恭低声说道。
第一次朱翊钧还要强制，第二次，他们已经学会了主动。
脑袋还是长在脖子上比较好。李佑恭给出了这个问题最直接的答案，不来，谁都知道皇帝真的会杀人。
这种强迫大明百官送行的行为，其实是为了强行捏合共识，来送行的所有人，日後都要肯定张居正对万历维新的贡献，否则就是阿谀奉承之辈。
葬礼的过程非常的冗长，不客气的说，场面比先帝下葬大得多，是真正的王礼酬谢大功。
朝、午、晡三时设奠，并设几案焚香奠酒举哀，所有人，都要到灵前进香，甚至四品以下的官员，都没有资格自己进香，而是根据所在衙门，一同在灵前上香。
高启愚有点尴尬了。朱翊钧注意到一个很尴尬的人，高启愚。
他真的有点尴尬，本来大计之後，他就可以再次恢复礼部尚书的身份，可以单独进香，很不巧，他现在仍然是五品郎中。
他还是西书房行走，他只能等所有四品以上官员进香之後，自己单独进香。
但是申时行站在灵堂的门口，又不准高启愚单独进香，高启愚立刻进退维谷了。
张居正从没有原谅过高启愚的行为，按照张居正的遗嘱，高启愚不能进灵堂，就是进，他也只能跟着礼部诸官一起进。
而礼部诸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是不肯跟高启愚一起，皇帝就在月台上站着，这要是一起进去，岂不是高启愚同党？
让他自己进去吧。朱翊钧对着张诚说了一句，张诚赶紧到灵堂前，拉了下申时行，和申时行耳语了几句，最终，申时行让高启愚自己进了灵堂进香。
皇帝再不开口，高启愚只有自刎灵堂之前了，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