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
“意味着这个方向活了，不是我们一家在做，是全世界都在做。不管最后是谁做出了最终的结果，这个方向都不会死了。”
杨平看着曼因斯坦，沉默片刻。
“你不在乎是谁做出最终结果？”
曼因斯坦笑起来。
“教授，我五十七岁了。我在乎的不是谁拿荣誉，我在乎的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杨平没有回答，他转过身，继续看显微镜。
但曼因斯坦没有走，他站在杨平身后，看了一会儿显微镜里的切片，然后突然说了一句：“教授，你说这些跟进的实验室里，会不会有人比我们先做出人体试验？”
杨平的手顿了一下。
“有可能。”
“你不担心？”
“不担心。”杨平说，“如果有人比我们先做出人体试验，并且成功了，那意味着病人可以更早得到治疗。这是好事。我的目标不是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我的目标是让终点线存在。”
曼因斯坦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下午，杨平正在办公室里写一份基金申请书，手机震动了一下。他拿起来一看，发件人是国际脊髓损伤研究学会的会长，一个英国教授。
邮件的开头很正式：
“尊敬的杨平教授，我代表国际脊髓损伤研究学会的全体理事，郑重邀请您在本年度学会年会上做主旨报告。”
杨平往下翻，看到了一段让他沉默了很久的话：
“学会的理事会在讨论这个邀请时，有过激烈的争论。一部分理事认为，灵长类动物实验的结果还需要更多的独立验证，现在授予您这个荣誉为时过早。另一部分理事认为，无论最终的验证结果如何，您和曼因斯坦教授的工作已经为这个领域指明了一个全新的方向，这个方向的价值不需要等待验证。最终，第二部分的意见占了上风。我个人想补充一句：我属于第一部分，但我很高兴我输了。”
杨平读完这封邮件，把手机递给曼因斯坦。
曼因斯坦看完，抬起头，表情复杂。
“教授，国际脊髓损伤研究学会是全世界最保守的学术组织之一。他们请一个中国人做主报告……这在历史上没有过。”
“我知道。”
“那你去吗？”
杨平想了想。
“不去，你代理我去吧，而且这个成果其实是你的，但不是去展示成果，是去告诉他们，这个方向需要全世界的合作。脊髓损伤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
曼因斯坦点了点头。
几天后傍晚，杨平正在动物房里和弗里茨一起观察7今天状态很好，连续走了二十一步，创下了新的纪录。弗里茨在记录本上写下这个数字的时候，手有些抖。
“弗里茨，你还好吗？”杨平问。
“我很好。”弗里茨说，“我只是在想，如果m7是人类，它现在应该已经可以出院了。”
杨平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还差得远，人类出院的标准是能自己上厕所、自己穿衣服、自己吃饭。m7还不会穿衣服。”
“猴子不需要穿衣服。”
“所以它已经达标了？”
两个人正在小声说笑，杨平的手机震动了。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一个国际号码，区号是瑞士的。
他接起来。
“请问是杨平教授吗？”电话那头是一个中年女性的声音，英语带着浓重的法国口音。
“我是！”
“我叫伊莎贝尔·莫里哀，我是国际康复医学联合会的主席。”
杨平的手指微微收紧了，国际康复医学联合会，是全球康复医学领域最高级别的学术组织，比国际脊髓损伤研究学会的层级更高、覆盖面更广。
“莫里哀教授，您好。”
“杨教授，我长话短说。联合会的理事会今天下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了一个议题，是否应该将‘三维导向基因理论指导下的神经修复’列为康复医学的未来重点发展方向。投票结果是一致的：是。”
杨平握着手机，没有说话。
“但这还不是我打电话的原因。”莫里哀继续说，“我打电话的原因，是我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
“请说。”
“你的方法，对陈旧性脊髓损伤有效吗？不是受伤几个月的，是受伤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
杨平稍微思索一会。
“莫里哀教授，我们目前的数据只来自急性期的干预，损伤后四十八小时内。对于陈旧性损伤，理论上来说可以，难度会大很多。因为损伤局部会形成胶质瘢痕，微环境比急性期复杂得多。但是，我们正在设计针对陈旧性损伤的实验方案，明年年初会启动。”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