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主任这几天心情不错。早上起来,在阳台上打一通太极拳,下楼吃早餐,然后溜达着去医院。说是去医院,其实也没什么事,他现在的正式职务是“三博医院专家组首席专家”,一个听起来很唬人,实际上啥也不用管的技术指导职位。不用坐门诊,不用上手术,不用开会,不用批文件。想几点来就几点来,想几点走就几点走。医院配的车还在车库里停着,他嫌麻烦,更喜欢步行。当然他想上手术随时可以上,想出门诊随时可以出,想在会上找一下存在感也不是不行。如果外出开开骨科学术会,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那是要被主办方特殊对待的上宾。从家到三博,走路二十分钟。穿过一条老街,拐进梧桐树荫蔽的学院路,再走过一个红绿灯,就能看见三博的门诊大楼。这条路他走了十几年,闭着眼都不会走错。今天是周四,门诊大厅里依旧人声鼎沸。韩主任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手里拎着个布袋子,慢悠悠地穿过人群。路上时不时有人极其恭敬地叫一声“韩主任”,他喜欢这种感觉,坐电梯上了十五楼,是他的办公室。说是办公室,其实更像一个书房。四十多平米,朝南,落地窗外是整座城市的风景。靠墙一排书柜,里面塞满了各种骨科专著和期刊,有些还是他当年读博士时候买的,书脊都泛黄了。书柜对面是一张宽大的办公桌,桌上摆着一台电脑、一个笔筒。办公桌旁边是一套茶具,紫砂的,用了十几年,壶身已经被茶水养得油润发亮。韩主任把布袋子往桌上一放,先去给自己泡了杯茶。水是早上烧的,现在正好温。他端着茶杯走到窗前,看着楼下蚂蚁般来来往往的人群,发了一会儿呆。楼下是住院部的入口,不断有救护车开进来,不断有病人家属拎着大包小包进进出出。这个城市每天都在上演生老病死的故事,而三博是这些故事最重要的舞台之一。他看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什么,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小杨,在哪儿呢?”电话那头传来杨平的声音:“主任,我在手术室,刚下来,您找我有事?”韩主任说:“没事,就是问问。中午有空没?过来一起吃个饭。”杨平说:“行,我处理完手头的事就过来。”韩主任挂了电话,嘴角浮起轻松的笑意。杨平是他最得意的学生,没有之一。其实,他这辈子只带过两个博士。一个是宋子墨,一个是杨平。宋子墨只能算半个,因为他原来是其他导师的学生,半路转过来的。真正从头到尾,完完全全由他亲手带出来的博士,只有杨平一个。一个,就够了。其实杨平他也没带什么,全靠他自己天赋高。韩主任放下茶杯,走到书柜前,打开最下面一层抽屉。抽屉里整整齐齐码着一摞相册,他翻了翻,找出最厚的那一本,坐回沙发上,慢慢翻看起来。第一张照片,是杨平刚来三博那年拍的。那时候的杨平,二十七八岁,穿着白大褂,站在骨科医生办公室门口,脸上带着点拘谨的笑。旁边站着的是韩主任自己,头发是板寸,腰板挺得笔直,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韩主任翻过一页,下一张照片是杨平读博期间的。照片上,杨平穿着一身刷手服,站在手术室里,脸上还带着口罩的勒痕。那是他们做完一台几个小时的手术后拍的,病人是个六岁的孩子,先天性脊柱畸形,跑了好几家医院都不敢收。杨平主刀,韩主任当助手,从早上八点站到晚上九点,中间只喝了几口水,吃了几块饼干。手术做完,孩子的脊柱被成功矫正,韩主任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杨平却还在那里盯着监护仪看数据,像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不只是因为杨平能吃苦,更是因为他有那股劲儿,对医学的痴迷,对未知的好奇,对完美的偏执。手术台上,别人做到八分就觉得可以了,他非要做到九分,十分。别人觉得“差不多就行了”的地方,他要反复琢磨、反复推敲。有一回,为了一个手术入路的改进方案,他整整琢磨了一个月,画了几百张示意图,最后拿给韩主任看,韩主任看了半天,说了一句话:“你小子,比我强多了。”翻过一页,下一张照片是杨平博士毕业那天拍的。照片上,杨平穿着博士学位服,手里拿着学位证书,站在韩主任旁边,笑得很灿烂。杨平在三博主治做到主任,从主任做到研究所所长,从一个普通的外科医生,成长为国内顶尖的外科专家,世界级的学者。他做的那些手术,发的那些论文,拿的那些奖项,培养的那些学生,每一个拿出来,都够普通人吹一辈子。但他从来不吹,只是埋头做自己的事,像当年那个刚来三博的年轻人一样,永远在学习,永远在思考,永远在攀登。韩主任又翻过一页,这张照片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拍的。杨平站在金刀奖的领奖台上,他是那一届金刀奖最大的黑马,力压协和、华西、帝都医大等顶尖医院选手,碾压式地夺得金刀奖。散会后,有人问他:“韩教授,杨平是您的学生?"韩主任点点头,说:“是。”那人说:“您教得真好。”韩主任笑了笑,没说话。他心里想的是:不是我教得好,是他自己争气。手机响了,是杨平打来的。“主任,我快到楼下了,您在办公室吧?”韩主任说:“在,你上来吧。”挂了电话,韩主任把相册收起来,放回抽屉。然后走到门口,把门打开,又回到沙发上坐下,给自己续了一杯茶。几分钟后,杨平推门进来。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衬衫,袖子卷到手肘,脸上带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