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博医院这几年的变化,圈内人都看在眼里。但真正让同行们坐不住的,是今年。三博研究所培养的几大顶尖博士,各自在急诊中心、神经外科、心脏外科、脊柱外科挑起了大梁。与此同时,第一批派出国的医生也陆续回来了。这批人一共二十三个,是三博从最优秀的年轻博士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三年前,他们被送到欧美最顶尖的医疗机构——梅奥诊所、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进行为期三年的定向培训。走的时候,有人私下说风凉话:送出去容易,回来难。国外的条件多好,待遇多高,科研平台多先进,谁还愿意回来?但他们全都回来了。不光是回来了,每个人都带回来“一肚子”的东西——有人带回了全球最前沿的手术术式,有人带回了先进的科室管理理念,有人带回了跨国多中心合作的资源网络,还有人带回了一种对医学的全新理解。他们像二十三粒种子,重新扎根在这片他们出发的土地上。这一切,夏院长都看在眼里。他的习惯,十多年来雷打不动:每周五上午,不打招呼,不提前通知,一个人从住院部走到门诊楼,从急诊科走到手术室。有时候在走廊里站一会儿,观察医患之间的互动细节;有时候在医生办公室门口听一会儿,听听晨会上的病例讨论;有时候随便找个地方坐下,和候诊的病人聊几句家常。他管这叫“用脚底板做管理”。今天天气不错,夏院长从行政楼出来,穿过连廊,第一站是神经外科。神经外科是整个三博医院的王牌科室之一。走廊里一如既往地忙碌:有医生推着病历车匆匆走过,白大褂的下摆被带起的风掀动;有护士小跑着去病房,手里攥着刚配好的输液袋;有家属扶着术后恢复的病人慢慢挪步,引流瓶在床沿下轻轻摇晃。看见夏院长,大家都点头致意。夏院长也点头,偶尔停下来问两句。“三床那个听神经瘤术后恢复得怎么样?”“挺好的,昨天拔了引流管,今天能下地走几步了,面神经保留得特别好。’“五床那个家属情绪稳定了吗?”“稳定了,我们徐主任亲自谈的话,把手术方案和可能的风险一条条掰开揉碎了讲清楚,家属反而踏实了。”夏院长点点头,继续往前走。走到医生办公室门口,他停住了脚步。里面正开着晨会。十几个人围坐在长桌旁,阅片灯亮着,几份影像片子在灯箱上依次排开。徐志良正指着片子给大家讲解。“这个病例,颅咽管瘤,位置很深,毗邻视交叉和下丘脑。”他的语气平稳而笃定,手指在影像上圈出关键位置,“传统开颅手术创伤大,术后并发症多,视野也不好。我打算用经鼻内镜入路,从蝶窦进去,利用自然腔道,把肿瘤掏出来。”下面有人问:“主任,风险大不大?”徐志良说:“颅内肿瘤,哪有风险不大的?”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座的年轻医生,“但病人已经跑了三家医院,都是国内顶级的神经外科中心,没人敢收。咱们再不收,他就真的没希望了。家属说,病人今年才四十二岁,孩子刚上初中。”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徐志良又说:“这个位置虽然深,但比起脑干肿瘤,不算什么。”夏院长站在门口,听着这番话,嘴角微微扬起。今天徐志良说话居然不结巴,这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他不知道的是,现在的徐志良,结巴的症状已经从持续性转为阵发性。上周,徐志良刚完成了一台高难度的颅底脑膜瘤手术。病人是个五十多岁的女教师,肿瘤压迫视神经,左眼视力已经降到光感。徐志良主刀,做了三个半小时,肿瘤切得干干净净,视神经和重要血管毫发无损。术后第二天,病人的左眼就开始恢复光感,第三天能看见手指晃动。出院的时候,病人拉着他的手哭得说不出话,他站在旁边,脸涨得通红,一个字都蹦不出来。其实,对于经常在脑干区域“刀尖上跳舞”的徐志良来说,这种手术真的不算什么。夏院长没进去打扰,转身继续往前走。下一站,是脊柱外科。脊柱外科在住院部六楼。主任金博士和副主任文中都是后来加入三博研究所的,时间没有徐志良他们长,但也深得杨平教授的亲自指导。研究所那段时间,他们技术长进非常快。夏院长走到医生办公室门口,往里看了一眼。金博士正坐在电脑前看影像资料,一边看一边在本子上记着什么。他的办公桌乱得有章法,左边堆着最新一期的Spine杂志和几本翻烂了的解剖图谱,右边是一摞待签字的病历,中间放着半杯没喝完的咖啡。旁边站着两个年轻医生,正等着他讲解。“你们看这个,”金博士用光标在三维重建影像上画圈,“重度脊柱侧弯,Cobb角七十八度。患者十五岁,女孩,正处于生长发育期。如果不做干预,以后胸廓发育受限,心肺功能都会受影响,预期寿命也会缩短。”一个年轻医生问:“主任,这么大的角度,能做吗?”金博士抬头看了他一眼:“能,但不能用常规的后路矫形,创伤太大,失血多,并发症风险高。我打算用杨氏截骨矫形加节段内固定,一次手术完成矫形。”年轻医生犹豫了一下:“杨氏截骨?主任,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稍有不慎就可能损伤脊髓。”金博士把光标移到脊柱的顶椎区:“正是因为要求高,才更要用。你看,这个病人的侧弯是僵硬性的,常规方法根本不动。杨氏截骨术的精髓在于,它不是强行‘扳直’脊柱,而是通过多节段,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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