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截骨,让脊柱在矫形的过程中‘顺势而为”。这种术式最适合这种严重畸形,因为它能分散矫形对脊髓的张力,将神经损伤的风险降到最低。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淡。因为在研究所的时候,他跟着杨平教授做过大量这种手术,从最初的拉钩递钳,到后来的一助,主刀,每一步都是杨平手把手教出来的。夏院长在门口站了半天,最后轻轻敲了敲门。金博士抬头,看见是他,赶紧站起来:“夏院长!”夏院长摆摆手:“坐,坐。我就是路过,随便看看。”他走进去,在金博士旁边坐下,看了一眼屏幕上的三维重建影像。“这个女孩,你有几成把握?”金博士想了想:“八成左右。”夏院长有些意外:“这么大把握?”金博士愣了一下,意识到院长误会了,连忙解释:“院长,我说八成,其实是个大概的说法。真要算概率,按我们这几年的随访数据,杨氏截骨术在同类病例上的神经功能保留率是百分之九十七点三,矫形满意率是百分之九十二点八。但这些数字放在具体病人身上,意义不大。每个病人的解剖变异、骨质量、软组织条件都不一样,所以我说八成,是个偏保守的临床判断。夏院长点点头,拍了拍他的肩膀:“好,谨慎点好。”起身离开。从脊柱外科出来,夏院长去了心脏外科。心脏外科是整个医院变化最大的科室之一。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硬件设备上,体外循环机是最新型号的,术中经食道超声是全院最好的,杂交手术室配备了最先进的dSA,更体现在人的构成上。科室主任李泽会,今年四十六岁,美籍华人。他在克利夫兰医学中心一待就是二十年。克利夫兰是什么地方?全美心血管专业连续二十多年排名第一的地方,世界心脏外科的圣殿。李泽会在那儿从住院医做起,一路做到主刀医生,临床教授,带出了十几个 fellow,发表了四十多篇顶级期刊论文,拿过美国心脏外科学会的青年研究者奖。他是心脏手术的顶尖专家。按理说,这样的履历,在美国完全可以过得很好。体面的收入、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先进的科研平台、充足的科研经费。但他不久前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决定:回国,加盟三博。当时很多同行劝他,说他疯了。国内的医疗条件不如美国,收入不如美国,科研环境也不如美国,他回去图什么?他说,追随杨平教授,他有机会挑战那些真正的“珠穆朗玛峰”。于是他辞了工作,带着老婆孩子,飞回国内。李泽会来了之后,三博的心脏外科就变了样。他把克利夫兰那套东西成体系地搬过来。从术前评估流程到手术室的无缝衔接,从术后监护的标准化到出院随访的数据化管理,全部按照国际顶尖医疗中心的标准重新梳理。现在,李泽会是三博心脏外科的“金字招牌”。全国各地来的病人,点名要找他做手术。上个月,一个东北来的企业家,主动脉根部瘤合并主动脉瓣关闭不全,跑遍了全国大医院,最后还是来三博医院。夏院长走进心脏外科的时候,李泽会正在查房。他穿着一身笔挺的白大褂,手里拿着病历夹,站在病床边,弯腰用听诊器听着病人的胸腔。家属站在旁边,大气都不敢出。李泽会听完,直起身,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对家属说:“恢复得很好,人工瓣膜功能正常,心功能明显改善了。下周可以出院了,出院后按时吃抗凝药,定期来复查就行。”家属激动得眼眶都红了,一个劲儿鞠躬:“李主任,谢谢您!”李泽会摆摆手,用带着点口音的普通话说:“不用谢,这是我们的工作。”他转身往外走,看见夏院长,愣了一下:“夏院长?您怎么来了?”夏院长笑着说:“路过,来看看。刚才那个是主动脉瓣置换术后?”李泽会点点头:“对,生物瓣,微创入路,术后第五天,恢复得不错。”两个人并排往办公室走。夏院长问:“最近手术多吗?”李泽会说:“不少,这周排了五十多台,明天有一台新生儿大动脉转位,病人刚出生十二天,体重只有三公斤,难度比较大。”夏院长说:“你自己主刀?”李泽会点头:“我自己来,带着年轻医生做。这种病例,他们需要多看,多参与,慢慢才能上手。”走到办公室门口,李泽会推开门,请夏院长进去坐。夏院长摆摆手:“不坐了,还有几个科室要转,你忙你的。”李泽会也不勉强,点点头:“那您慢走。”夏院长走了几步,忽然回过头:“对了,你招的那个博士最近怎么样?”李泽会说:“挺好的,上手很快,悟性高,手也稳。上周在我的指导下独立做了一台冠状动脉搭桥,很顺利,术后病人恢复得不错。”夏院长点点头:“好好带。再过几年,他们就是咱们的顶梁柱。”李泽会认真地说:“请您放心,咱们自己能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心外科医生。’最后一站,是急诊中心。急诊中心在一号楼一层,是整个三博医院的入口,也是最忙最乱的地方。每天二十四小时,各种各样的病人潮水般涌进来:车祸外伤的、高处坠落的、突发心梗的、脑出血的、酒精中毒的、打架斗殴的………………什么都有。自从去年三博把胸痛中心、创伤急救中心,卒中中心全部整合到急诊中心统一管理后,这里变得更加复杂。三个中心各有各的流程,各有各的专家,各有各的“脾气”,让一个年轻人去协调这些“大佬”,夏院长心里一直有些打鼓。夏院长走进急诊科的时候,宋子墨正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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