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总那边说,生产改造他来解决。”宋子墨说,“培训更新需要我们主导,至于临床方案修订......”他顿了顿,“可能需要暂时放慢新患者接收速度。’
“那个胰腺癌患者不能等。”
“我们安排紧急通道,用现有方案先做一次治疗,同时加快新载体的研发,这是目前最好的平衡。”
杨平看着陆小路,突然问:“你怎么想到请陈院士来?”
陆小路坦诚道:“我虽然跨越肿瘤、免疫等多个领域,但是载体病毒方面,陈教授目前是世界走在前列的,我经常和他一起讨论学术问题,他与我分享新成果时突然点醒了我,于是我火速将他请来,辛苦了,陈老师。
陈院士摆摆手:“哪里的话,我研究半辈子的载体病毒,现在终于让他起到作用。”
“有个华裔科学家叫吴昌德的,你们要注意,他找过我,希望我可以参与他的团队来变相复制你们的技术。”
杨平一笑:“放心吧,徒劳的,他太天真了,以为可以通过公开文献、K制剂样本以及偷窃一点技术可以进行复制,他根本不懂K疗法,就算我将所有资料给他,他现在也没办法复制。”
天才果然是天才,陈教授不免对杨平佩服起来。
上午九点,三博国际医学教育学院。
杨平站在讲台上,面对三十七名国际学员,神情严肃。他身后的大屏幕上,展示着昨晚刚刚确认的腺病毒预存免疫数据。
“各位,今天的课程内容需要紧急调整。”杨平开门见山,“我们发现了一个之前忽略的重大问题:腺病毒血清型预存免疫可能严重影响K疗法疗效。这意味着,我们没有升级K制剂之前,你们回国后实施的每一个病例,都必须
先进行抗体筛查,这样有助于提高治疗率。”
教室里一片骚动,学员们面面相觑,这完全超出了之前的培训内容。
教授,那筛查阳性的患者怎么办?”格里芬问。
“这正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新方案。”杨平调出陈院士团队的混合载体库设计,“如果患者对某型腺病毒有高滴度抗体,我们就改用其他血清型的载体。但这需要多版本载体的生产储备,以及更复杂的治疗方案制定流程。”
德国学员汉斯举手:“这在实际操作中会很困难。欧洲中心目前只有一种制剂,如果要多版本储备,供应链、存储、管理成本都会大增。”
“是的。”杨平坦承,“所以这是一个两难选择:要么维持现状,但可能让部分患者得不到有效治疗;要么升级K制剂及相关系统,但面临巨大的实施挑战,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这个问题抛给了未来的实施者,学员们陷入了激烈讨论。
印度学员拉吉夫说:“在印度,医疗资源本来就紧张,多版本储备几乎不可能。也许可以筛选患者,只治疗抗体阴性的。”
“但那些抗体阳性的患者怎么办?”巴西学员卡洛斯反对,“他们同样有生存的权利。”
“也许可以开发清除抗体的预处理方案。”一位美国学员提议,“用血浆置换或免疫吸附,降低抗体滴度后再治疗。’
“那会增加治疗复杂性和风险,而且效果不确定。”
讨论持续了一个小时,杨平只是听着,不做评判,引导学员思考、辩论、寻找自己的解决方案。
最终,格里芬站起来:“教授,我有一个想法,也许我们可以建立区域共享的载体库。比如,美国和加拿大共享一个多版本储备中心,根据患者情况调剂使用,虽然物流复杂,但比分国各自储备要现实。”
“那不同国家的监管审批怎么办?”汉斯问。
“这就是需要各国卫生部门协调的问题了。”卡洛斯说,“但如果我们医生界联合发声,强调这是为了患者利益,也许能推动政策突破。”
这个建议得到了多数学员的认同。医疗问题,最终需要医疗工作者主动推动系统变革。
下课后,杨平叫住了格里芬:“你的想法很大胆,但确实有可行性。你回国后,愿意牵头推动北美区域协作吗?”
格里芬愣了一下,然后郑重地点头:“我愿意尝试,即使困难重重,但为了患者,值得努力。”
下午,黄佳才来到训练营,他听了上午的讨论录音,若有所思。
“这些学员的思维层次比我们预想的高。”他对杨平说,“他们不仅想学习技术,还在思考系统优化和区域协作。”
“因为他们来自一线,最清楚实际困难。”杨平说,“也许我们应该调整培训模式,不仅是教他们怎么做,还要激发他们思考如何做得更好,K疗法模式的建立本身就是一种尝试,应该让他参与进来,成为主体,不断变革。”
“我同意。”黄佳才说,“我建议在训练营最后一个月,增加创新实践项目。学员们分组,针对自己国家或地区的实际问题,设计优化方案。最佳方案,我们可以提供启动资金支持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