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从这两首诗看，历史学家的评价，似乎有一定的道理。杜甫虽然同情穷苦百姓，但他将改善百姓处境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统治者的英明神武和励精图治上，不支持民众任何形式的斗争和反抗，甚至在多个场合，充当官府说客，希望大唐的百姓，永远效忠朝廷。
杜甫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他是名门之后，始终以家世为荣，以天下为己任，从小便立志“致君尧圣上，再使风俗淳”，尽管半生贫病加交，颠沛流离，先历战乱，后遭贬职，但忠君爱国之心，至死不渝。
不只是杜甫，所有的古诗人，一旦身处乱世，在同情百姓之余，更多的言行，都是在拥护天子、支持朝廷。
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心系苍生、忧国忧民，这是时代的局限，与诗人无关。
即便最具民本思想的孟子和荀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也不过是以施行仁政的名义，来巩固君王的统治，与今天的民主意识，不可同日而语。
圣人尚且如此，何况这些一心想成为天子门生的读书人？
当然不能用民主社会的标准，来评价封建社会的诗人。
再者，对于杜甫来说，他用尽满腔热血，追随朝廷，关注百姓，“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终年都在为民众担忧，一想到他们的苦难，心里就焦灼万分，这份赤子之心，足以感人至深。
为此，历史学家也题过一副对联，评价极为中肯：
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二是简单粗暴地给诗人贴“标签”，唐宋时期的文人，大多命运多舛，仕途坎坷，有的甚至布衣终老，死后都无钱安葬。
于是，有人便给这群落魄书生，统一贴上“怀才不遇”的标签。不管是科举落榜，还是被贬外放，都认为是帝王之失、朝廷之过、时代之错。
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孟浩然，唐朝诗人中“仕隐两失”的典型代表。一边自称“逸气假毫翰，清风在竹林”，向往竹林七贤般悠游自在的生活；一边又说“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埋怨天子没有识人之明，最终“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
据现存史料记载，孟浩然的一生，至少错失了三次良机。正经赶考，他未能及第；面见玄宗，他出言不逊；刺史约他进京，帮他谋取功名，他却喝得酩酊大醉，耽误了行程……
很明显，孟浩然的确“怀才”，但并非“不遇”，他的悲剧，是性格使然，与时代无关。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一首《登幽州台歌》，写尽了失意者的孤独与寂寞。
年轻的陈子昂，曾深受帝王赏识。
进士及第后，武则天见他博古通今，文采斐然，便授为麟台正字，不久又改任右拾遗，并在诏书中大为褒奖，称“梓州人陈子昂，地籍英灵，文称伟晔。”
但是和玄宗优待李白一样，武则天欣赏的，也只是诗人的文章，并没有依仗他经世济时，治国安邦。
正因为如此，陈子昂的诗句里，既有“不遇”的悲哀，“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日复一日，幽兰无人识；也有“知遇”的不幸，“多材信为累，叹息此珍禽”，木秀于林，才高必累身。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一生，不是简单的“怀才不遇”，还有“遇而不得”和“得而不幸”。
这般错综复杂的生命体验，又岂是一两个标签能讲得清、说得明？
三是将诗人“偶像化”甚至“神化”。
有些人执念太深，极度迷信“文如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