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之后，日躔苍龙之末的尾宿，因此，每日拂晓时分，在日出之前，苍龙中的前五宿，即角、氐、亢、房、心，次序升起于东方地平线，时值秋末冬初，场功已毕，土地未冻，正宜从事土木施工，故司里之官集合民众，涤除道路，疏通沟洫，修建城郭宫室，所谓“收而场功，待而畚梮，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期于司里”是也。
这里提到的“营室”，也是星象之名，二十八宿之一，初冬暮见于南方，因其被视为土木营造的标志，故得名“营室”，《诗"鄘风"定之方中》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宫。”“定”亦即“营室”。
《左传》所载大火纪时之制尤其详备。《庄公二十九年》云：“凡土功，龙见而毕务，戒事也；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毕。”此以大火和苍龙的朝觌作为土功的标志，和上引《国语》之说是一个意思。《昭公三年》云：“火中，寒暑乃退。”《昭公四年》云：“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西陆朝觌而出之。火出而毕赋。”
谓于大火昏见东方某物向王公贵族赋冰作为制冷之用。《哀公十二年》云：“仲尼曰：‘丘闻之：火伏而后蛰者毕。’”谓暮秋火伏不见，昆虫蛰藏。《桓公五年》云：“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烝。”
苍龙暮见东方之际，此时作物生长，正需甘霖，故举行雩祭为谷求雨。《昭公十七年》云：“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谓大火的出没正与农事的作息相始终，方春东作而暮见东方，农功秋迄而隐于西方，作为农时的标志可谓天设地就。
《左传"襄公九年》云：“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暗示大火纪时之制可以追溯到殷商，大火被商人作为主要的纪时标志。
《左传"昭公元年》云：“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辰即大火，这里也把大火与商人联系起来。这暗示，对大火的关注，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殷商甲骨卜辞中有很多记载商王或商巫祭祀“火”的文辞，论者认为其中许多卜辞中的“火”字，指的就是大火星，甚至殷代历法的岁首，即一年的起讫，就是以大火星的出现作为标志的。
总之，从甲骨卜辞到先秦典籍，从民间歌谣到国家典章，都对大火津津乐道，情有独钟，足以表明在上古时代，大火是华夏世界万众瞩目的星象。
大火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并无他故，无非是因为在上古时代，大火星从出现到伏没的周年运动周期恰好和农事的春耕秋收周期相吻合，同始终，因此就顺理成章地被华夏先民当成治历明时的依据。
先秦文献中屡见不鲜的关于大火纪时的记载，早就引起文史学者和天文史学者的注意和思考，其中，庞朴先生的“火历”三考论之尤为详备。庞朴先生根据先秦典籍的记载推断，大火纪时习俗的起源可追溯到公元前2800年前后，其时，春分点在与大火星相对的参宿。
因此，当方春东作的仲春时节，日躔参宿，黄昏日落之后，大火星即从东方地平线升起，而当秋冬之交农事结束之时，日躔心宿，黄昏日落之同时，大火星也同时隐于西方地平线。
大火星明亮璀璨，众所共瞻，其周天运行与农时周期相始终，因此，先民们自然而然就用它作为农耕开始的标志。古史传说中的燧人氏、炎帝、神农，就是上古火耕生产方式的反映，《尸子》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