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下一秒，我就想起了毛毛。
去年我气胸住院，躺了整整大半年。毛毛天天往医院跑，拎着个保温桶，里面是她熬的小米粥，有时还藏两个荷包蛋——她在纺织厂上班，三班倒，下了夜班不睡觉，先往医院赶，怕我没人照应。
有次我烧得迷糊，听见她跟护士打听“最便宜的退烧药”，声音发颤，我才知道她把自己的钱都花完了。
“你别管我了。”我醒了后红着眼赶她，“我这又是病又是这副穷酸样，给不了你啥。”
毛毛却蹲在床边哭，眼泪掉在我手背上，烫得很：“木子，我不是图你啥。你活着，就比啥都强。”
那时候窗外飘着雪，她的脸冻得通红，却攥着我的手不肯放。我想着想着，指尖就凉了。我低下头，假装整理纸箱上的麻绳，不敢再看小苏。
“你怎么了？”小苏察觉到我的走神，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是不是累了？”
“没、没有。”我慌忙抬头，撞见她关切的眼神，脸“腾”地红了，“就是……想到店里的事，怕回去晚了，没人看店。”
小苏“哦”了一声，没再追问。车厢里静了些，只有火车行驶的哐当声。过了会儿，她突然起身，跟列车员借了支圆珠笔，又从地上拣了张揉皱的烟盒纸，反过来在上面写字。“给。”她把纸递过来，上面是清秀的字迹：“长安镇东街，泮家布店后院”，旁边还画了个小小的箭头，“这是我家地址。”
她又从包里摸出块手帕，在纸箱上擦了擦，把地址仔仔细细写在上面，墨水晕开一点，她用手指抹了抹：“你要是来长安，就找这个地方，我妈做的酱鸭好吃，给你留一只。”
我捏着那张烟盒纸，纸边被我攥得发皱。
我想说“我可能不会去”，话到嘴边却成了：“好，有机会一定去。”
“一定要来啊。”小苏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对了，你在哪个单位上班？万一我去嘉兴，好找你。”
他犹豫了一下。石油机械厂在嘉兴城东，可我又不想说具体地址。
最后只含糊道：“石机厂，你到了嘉兴问，都知道。”
小苏点点头，把圆珠笔还给列车员，又坐回纸箱上。她没再追问，只是偶尔看看窗外，嘴里轻轻哼着歌，是当时流行的《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调子软乎乎的，像江南的春水。
我没敢再跟她说话。
我靠着过道的铁皮墙，闭着眼，可眼前全是两张脸——一张是小苏笑起来的梨涡，一张是毛毛蹲在床边哭红的眼。
我觉得自己像个贪心的人，明明手里攥着块暖烘烘的烤红薯，却又被路边的糖画勾了魂，可我知道，烤红薯才是能暖我过冬的东西。
“长安镇到了——”列车员的吆喝声把我惊醒。
小苏猛地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我到站啦。”她弯腰拎起自己的布包，又回头看我，“真的要来啊，别骗我。”
我看着她，喉咙像被堵住了，“再见”两个字怎么也说不出口。
只能点点头，用力挥了挥手。
小苏笑了，也挥挥手，转身挤向车门。
她走得快，辫子在人群里一甩一甩的，快到门口时，又回头望了我一眼，嘴型动了动，像是在说“等你”。
车门“哐当”一声关了。
火车重新启动，窗外的长安镇渐渐远了。我还坐在纸箱上，手里捏着那张写着地址的烟盒纸，纸已经被汗浸湿了。我把纸叠成小小的方块，塞进贴身的口袋里，贴着心口的位置，烫得我心慌。
我低头看着纸箱上她写的地址，墨水被风吹得有些干了，笔画却还是清晰的。我突然想起她刚才问“你单位叫什么”，我说“石机厂”时，她眼里闪过一丝亮光，好像记在了心里。
“傻子。”我轻轻骂了自己一句，抬手按了按心口。那里跳得厉害，一半是感激，一半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悸动，还有一半，是对毛毛沉甸甸的愧疚。
火车晃啊晃，载着四箱搪瓷茶杯，也载着这趟杭城意外的相遇，往嘉兴去。
窗外的雨停了，晚霞照在稻田上，金灿灿的。我看着远处的炊烟，突然想起小店门口的那盏灯——毛毛晚上会守在店里，等我回去时，灯总亮着，暖黄的光透过窗户照出来，老远就能看见。
我得赶紧回去。
可口袋里的烟盒纸，像颗小小的种子，落在了心里。我知道不该让它发芽，却又忍不住想，长安镇的酱鸭，会不会真的像她所说的那样，香得很？
绿皮火车驶进嘉兴站时，天已擦黑。我挑着两担搪瓷茶杯，肩膀被麻绳勒出的红痕还在发烫，却顾不上疼——出站口的路灯下，一个熟悉的身影正踮着脚张望，是毛毛。
她穿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褂子，手里攥着件蓝布衫，见我出来，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