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万盒。”
刘主任站在办公桌前，手里还抱着那个档案袋，她没说话，等着社长消化这个数字。
现在国家的外汇储备虽然上去了，破了千亿大关，但那是国家的钱。
对于他们这种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外汇依然是硬通货。去日本买索尼的设备，去德国买录音台，哪样不用外汇？
特别是港币，锚定美元，拿在手里就是硬通货。
这一百二十万港币要是进来了，别的不说，年底去局里开会，这创汇的指标往桌上一拍，腰杆子都比别人硬。
更别提那一百万盒的印量，这几年广州乐坛不景气，歌手们北上南下，原来门庭若市的录音棚，现在经常空着。复制厂的机器也停了一半，工人们没事就聚在院子里打牌。
这一百万盒的单子砸下来，机器得转冒烟，工人得三班倒，整个出版社几个月的产值指标，这一下就齐活了。
“这人还在楼下？”王社长问道。
“在，我让他等着。”
“录音是在咱们这录的？”
“对，老张负责的，一号棚。”
王社长点点头，手伸向桌上的电话，拨通了内线：“叫张建国上来。”
不到三分钟，张建国推门进来，脑门上还挂着汗珠。
“社长，您找我？”
“建国，那个郑辉的专辑，是你录的？”王社长开门见山。
“是，全程都是我盯着。”
王社长盯着张建国：“质量怎么样？实话实说，别跟我打马虎眼。这小子要印一百万盒，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张建国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了震惊的表情：“一百万？他真敢印啊？”
惊讶完他马上想起社长的问题，回答道：“技术上没得说，那小子是个行家，谱子写得比省歌舞团的专业编曲还细。乐手进棚，基本一遍过。
至于歌嘛…很特别。”
“怎么个特别法？”
“正面，带劲。不是现在满大街那种情情爱爱，也不是那种无病呻吟。是流行摇滚，节奏感特别强。
我听着都觉得提气，现在的学生，应该就吃这一套。而且他那嗓子，条件好，又亮又稳。”
王社长听完，点了点烟灰：“你判断能火？”
张建国回答得很干脆：“能火，只要宣发跟得上，这歌肯定能响。”
王社长心里有了底：“行，那我亲自去见见这位财神爷。”
二楼发行部，郑辉坐在待客区的皮沙发上，手里拿着《广州日报》，视线却没在报纸上。
楼梯口传来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的声音，郑辉放下报纸，站起身。
王社长走在最前面，满脸堆笑，隔着老远就伸出手：“哎呀，郑先生！久等久等！我是白天鹅的王社长。”
郑辉迎上去，两只手握在一起：“王社长好，叫我小郑就行。”
“哎，那怎么行。你是澳门同胞，又是我们的合作伙伴。这里乱，人来人往的，不是谈事的地方。走，咱们上楼谈，去我办公室，有好茶。”
郑辉没推辞，拎起公文包：“那就打扰了。”
一行人回到社长办公室，进了办公室，王社长把郑辉让到沙发上坐下，又亲自给郑辉倒了一杯热茶。
王社长也没绕弯子：“刚才听老张说，你这次录的歌，质量很高。我这人是个直性子，能不能让我先听听？”
郑辉放下茶杯，从包里掏出一盘磁带，这是他录完后留的两盘参考带的其中之一。
“当然，请社长指正。”
王社长接过磁带，起身走到书柜旁，书柜上放着一台双卡录音机。
“咔哒。”
磁带仓盖上，王社长按下播放键。
一阵急促而有力的鼓点从喇叭里冲了出来。
《倔强》。
“当，我和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
郑辉坐在沙发上，看着王社长的背影，王社长的脚尖在地板上轻轻点着，跟着节奏。
一曲放完，王社长没说话，也没关机。
接着是《追梦赤子心》。
那种撕裂般的嘶吼声在办公室里回荡，王社长转过身，走到办公桌前，拿起烟盒，抽出一根烟，点上。
他没坐下，就这么夹着烟，靠在桌沿上听。
直到《我相信》的前奏响起。
激昂的合成器音色，配合着郑辉高亢的嗓音。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王社长的眼睛亮了一下，这歌词，这旋律。
明年就是1999年，澳门回归。
台里、局里、省里，都在筹备各种回归晚会、庆祝活动。上面千叮咛万嘱咐，要找那种大气的、向上的、能体现精气神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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