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王盐商等众人牢骚发得差不多了，才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让阁内安静下来，“光有钱，不行。还得有人，有自己人，在朝中，在地方，替咱们说话，为咱们争一份应有的体面和权力。”
他环视众人：“咱们的子弟，不能再只盯着算盘和账本了。得读书，得科举，得做官！国子监要进，太学要进，各地的官学、书院，咱们也得想办法把子弟送进去！
请最好的老师，用最多的心血，堆也要堆出几个进士、举人来！”
“对！王兄说得是！”众人纷纷附和。
“光读书还不够，”陈明远接口，他毕竟身在官场，看得更透，“朝中无人，进士及第也可能被发配到穷乡僻壤。咱们还得联起手来，互通声气。
哪位大人清正，哪位大人贪鄙，哪些位置紧要，哪些关节要打通……这些，咱们得心里有本账。该花的银子，不能省。该结交的人，不能怠慢。就像咱们做生意，信息、人脉，有时候比本钱还重要。”
“陈御史高见！”王盐商赞道，“我已联络了几位同乡、同年，准备在洛阳城南，择一块好地，建一座‘同文馆’。
馆内广聚典籍，聘请名儒讲学，凡有志于学的寒门、商贾子弟，皆可免费入内读书、住宿，一应笔墨纸砚、饮食起居，皆由馆中供给。所需资费，由我等共担。”
众人眼睛一亮。这可是惠而不费、博取名声、又能网络人才的好事！既能堵住那些说他们“唯利是图”的嘴，又能实实在在地培养、拉拢一批未来的“自己人”。一时间，众人纷纷慷慨解囊，当场就认捐了数万贯。
“还有，”王盐商压低了声音，“朝中诸公，也非铁板一块。清流有清流的山头，勋贵有勋贵的门路。咱们也不必在一棵树上吊死。柳尚书那里，自然要维系好。
但其他衙门，有实权、能办事的，该打点的，也得打点。特别是那些……不那么‘干净’的，不妨多留些心眼，有些往来书信、账目票据……该收着的，就好好收着。说不定哪天，就能派上用场。”
这话里的意味就深了。有人兴奋，有人迟疑，但最终，都在王盐商平静的目光和陈明远微微颔首的默许下，达成了共识。
他们不再满足于只做一个富家翁，他们要让自己和子孙后代，也能挺直腰杆，走进那座象征着权力与荣耀的皇城，与那些世代簪缨的贵族，那些自诩清高的文臣，平起平坐，分享这大唐盛世的一杯羹。
“铜臭”与“书香”的碰撞，无可避免地到来了。
最先感受到这股冲击的，是那些通过寒窗苦读、层层科举才得以跻身官场的士人们，尤其是其中出身寒微、全凭自身才华博取功名的那一部分。
他们忽然发现，那些原本被他们轻视的、满身铜臭的商贾子弟，正以惊人的资源投入教育。
商贾的私塾请的是致仕的翰林，他们的子弟遍访名师，用的文房四宝是顶尖的货色，甚至还能用钱开路，提前获得某些不公开的考试资料或得到名师指点。
在最近一次的洛阳府试中，竟然有好几名商贾子弟名列前茅，文章写得花团锦簇，其中一篇甚至被主考官私下称赞“有唐宋八大家遗风”，作者正是那位王盐商的幼子。
这无疑刺痛了许多人的神经。国子监里，那些出身清寒的学子，看着身边忽然多起来的、衣着光鲜、出手阔绰的同窗，心情复杂。朝堂之上，一些以清流自诩的官员，在私下聚会时，愤愤不平。
“斯文扫地！真是斯文扫地！”一位山东士族出身、现任给事中的官员崔琰，在休沐日与几位同乡好友聚会时，将酒杯重重顿在桌上，脸色因激动而泛红，“朝廷开科取士，本为选拔寒俊，彰明教化。
如今倒好，那些商贾之徒，凭借阿堵物，竟也想染指科场，挤占寒门士子晋升之阶！长此以往，官场岂不成了市侩之场？礼义廉耻何在？”
他的好友，一位在礼部任职的员外郎叹息道：“崔兄所言极是。不仅如此，我听说那些商贾近日在城南大动土木，要建什么‘同文馆’，免费供人读书，所图非小啊！这是要收买人心，蓄养声望！其心可诛！”
“更可虑者，”另一位御史接口，神色凝重，“如今户部一些政策，明显偏袒工商。柳尚书她……唉，毕竟出身不同，难免……”后面的话他没说下去，但在座都明白。
柳如云家族本就亦官亦商，她执掌户部，自然会更重视财赋流通，对一些利于工商的措施多有推行，这在传统士大夫看来，已是有些“偏离正道”。
崔琰越听越气，回到家中，连夜秉烛，写下了一封措辞激烈的奏章。
在奏章中，他痛陈“商贾干政”之弊，认为商贾“操奇计赢，重利轻义”，若使其势力坐大，子弟通过“捐纳”、“幸进”或“以财搏名”的方式混入官场，必然会导致“官常沦丧，风俗败坏”。
崔琰请求朝廷重申“重农抑商”之祖训，严格限制商贾及其子弟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