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是东市“永丰号”米行的掌柜，一个叫钱万通的精明老商人，在盘账时对着米价行市单皱起了眉头。近几日，来店中询价、并表示要“多备些”的熟客明显多了，虽然每人购买量不大，但这种趋势让他嗅到了异样的气味。他派伙计去西市和其他几家大粮行打探，反馈回来的消息类似：问价者众，零散采购量在缓升，米行之间的私下议价也悄然变得活跃。钱万通眯起眼睛，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算盘。他库中存粮充足，但他不急着大量放出。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当一种“情绪”开始蔓延时，便是价格最易浮动之时。他吩咐伙计：“从明日起，柜上每日售粮减两成，就说新米未到，旧米需盘点。有人大量要货，报价比行市高一成。”他并非要立刻囤积居奇，而是在试探市场的温度和承受力。很快，其他几家嗅觉同样灵敏的大粮商，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类似的“惜售”策略，市面上流通的粮食悄然收紧。
这种变化，第一时间便被户部平准署派驻在市易司的观察吏记录在案。平准署，这个专司调控市场、平抑物价的机构，自设立以来便如一张敏感的蛛网，覆盖着帝国的经济脉搏。署令郑怀民，一个年届五旬、面容清癯、目光如炬的官员，每日审阅着从洛阳及周边主要市镇报来的数百条物价信息。当连续三日看到洛阳粮价“微幅上行”、且“大宗交易询价活跃度异常升高”的记录时，他立刻警觉起来。他调阅了近期漕运文书（显示淮南虽有汛情但主要粮道无恙）、太仓存粮简报（数字依旧惊人），又对比了往年间同时期的价格曲线。“有人在借题发挥，试探底线。”郑怀民对副手断言，“旱情未定，流言未息，商贾惜售，三者叠加，若放任不管，不需十日，粮价必起飞涨，届时再平抑，事半功倍。”
他没有立刻请示上级，因为制度赋予了他相当的机动权。郑怀民迅速做出部署：第一，密令观察史，加大监控力度，重点记录几家大粮商的出货量及价格变动，并设法了解其库存储备；第二，以平准署名义，行文洛口仓、含嘉仓等临近洛阳的官仓，令其即刻清点可随时调拨的存粮数量，并做好三日内向洛阳输粮的准备；第三，他亲自草拟了一份告示，以“近日天旱，恐有愚民惑于谣言，争购粮食”为由，宣布平准署将“适时投放存粮，以稳市价”，并严正警告“若有奸商趁机围积、哄抬物价，定依《市易法》严惩不贷”。告示迅速张贴于东西市及各大城门。
然而，市场的贪婪有时会压倒对法度的畏惧。钱万通看到告示，只是嗤笑一声：“老调重弹。官仓粮食再多，投放到市面总要时间，且历来雷声大、雨点小。”他判断官府意在恫吓，未必会真的大规模抛售。他与其他几个大粮商通过中间人秘密通气，约定继续控制出货，并小幅但持续地推高挂牌价。他们的策略是：不形成明显的“暴涨”，而是通过缓慢的“蚕食”，让价格上涨变得“合理”，同时测试官府的忍耐极限和反应速度。东西市的米价，开始以每日每斗上涨两三文钱的速度，顽固而持续地向上爬升。一些小粮贩和百姓坐不住了，加入抢购，进一步加剧了紧张气氛。
郑怀民密切注视着这一切。告示未能立刻遏制涨势，在他意料之中。他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以及足够的“弹药”。当观察到粮价连续五日上涨，且几家目标粮商的库存确在下降（说明他们并非无限囤积，而是在控制节奏出货牟利），而官仓的调拨粮已有一批秘密运抵洛阳城外仓场时，他决定动手。
第六日清晨，东西两市刚开市，人们惊愕地发现，在几处宽敞的公共空地上，一夜之间搭起了数十个简陋但结实的席棚，棚前悬挂着醒目的“平准署平价粮发售处”的布幌。棚后，一辆辆覆盖着苫布的牛车正源源不断卸下麻袋，打开后是颗粒饱满的粟米和麦子。更令人震惊的是价格：比当前市价低足足两成，仅比谣言风波前略高，并且每人每日限购三斗，凭户籍牌登记。与此同时，一队队身着公服、手持市易司令牌的吏员，径直走进钱万通等人的店铺，出示查封文书，以“涉嫌串谋操纵市价、违反《市易法》”为由，封存账册，清点库存。钱万通脸色煞白，试图争辩，吏员冷冷道：“钱掌柜，过去五日，你店出货量不足常日三成，挂牌价却升了一成半，且与永泰、隆昌等号价格联动，分毫不差。观察记录在此，有何辩解，可至市易司公堂陈述。”
平价粮的突然大规模投放，如同冰水浇入滚油。持币待购或犹豫观望的百姓，立刻涌向席棚。官粮品质有保证，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