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盘点，便知真假。”他合上账册，“今晚早点歇息，明日有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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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晨雾未散，魏郡大仓已忙碌起来。
三十余间仓廒依次打开。陈年的谷香混杂着尘土味扑面而来。民夫们扛着梯子、拿着粮斛，在御史和书史的监督下，开始一斛一斛地量粮。
这是最笨的办法，也是最实在的办法。任你账做得天花乱坠，粮在不在仓里，一量便知。
周正亲自监督最大的一号仓。这仓据账册记载应存粮两千石，是去年秋收的新粮。赵班头指挥民夫将表层的粮袋搬开，露出底下堆积的谷物。周正抓起一把，在手中捻了捻——干燥饱满，确是新粮。
“量吧。”
量斛的碰撞声、民夫的吆喝声、书吏的报数声交织在一起。从清晨到正午，一号仓的量毕：实存一千九百八十六石，比账面少十四石。
“十四石……”周正沉吟。这个差额在合理范围内，运输损耗、称量误差都可能造成。
但接下来，情况开始不对。
二号仓，账面一千五百石，实存一千四百二十石，差八十石。
三号仓，账面八百石，实存六百九十石，差一百一十石。
到了五号仓——这是存放陈粮的仓廒，账记六百石，民夫一量，竟只有三百七十石！
“这仓谁管的？”周正声音冷了下来。
一个仓丁战战兢兢上前：“是……是小人。”
“去年盘仓时，这仓多少石？”
“六……六百石。”
“一年时间，陈粮能损耗二百三十石？”周正盯着他，“你是让老鼠成精了，还是养了一仓的雀鸟？”
仓丁腿一软，跪倒在地：“大人明鉴！小人只是看仓的，粮食进出都有记录，小人只管开关仓门……”
“记录呢？”
冯老吏颤巍巍捧来出入库记录。周正细细查看，这仓去年至今，只有三次小规模出库，合计不过五十石，都是用于修补仓廒的工匠口粮。按记录，应余五百五十石才对。
“冯老吏，”周正转向那佝偻的老人，“你是管账的。这二百三十石的差额，作何解释？”
冯老吏沉默了许久，忽然挺直了佝偻的背。这个动作让他看起来高了不少，眼中的浑浊也散去了些。他走到一旁的值房，从柜子最底层抱出一个铁皮箱子，打开，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十几本账册。
“御史大人，这才是真账。”他的声音平静得出奇，“您刚才看的，是给上官查验的‘明账’。”
周正瞳孔一缩。
冯老吏翻开最上面一本，指着一行记录：“泰始十年七月，郡守夫人做寿，从五号仓取新米十石，记作‘鼠耗’。同年十月，户曹主簿嫁女，取陈粮二十石，记作‘霉变剔除’。十一年三月，本郡修官道，征民夫三百，每日口粮从各仓匀出，记作‘正常出借’……”
一桩桩，一件件，时间、人物、事由、数量，记得清清楚楚。甚至哪次取粮后，补了哪次的窟窿，用什么法子平的账，都一目了然。
满场寂静，只听见秋风卷过仓顶的呼啸声。
“你……为何留此账？”周正问。
冯老吏笑了笑，皱纹堆叠如沟壑：“小人十六岁进仓做杂役，今年六十三，管了三十七年账。这仓里的粮食，哪一粒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小人都记得。明账是给上头看的，真账是给自己留的——万一哪天朝廷真来查，小人得说清楚，这粮不是小人贪了。”
他顿了顿，看向远处面色惨白的赵班头、崔太守，又看向周正：“御史大人，仓里的粮食，小吏们一粒不敢私动。可上头来要，我们能不给？不给，这差事就干不下去。给了，账就得做平。怎么做平？拆东墙补西墙，新账填旧账，实在填不上，就报损耗。”
周正拿起那本真账，手有些抖。这哪里是账册，这是一部微缩的官场现形记。每一笔非常规出库背后，都是一张脸、一个名字、一段人情。
“这些年，总差额多少？”
“从泰始八年到今年，累计短缺一千二百石。”冯老吏道，“但去年刺史大人拔来一批军粮转储，多出一千五百石，小人悄悄填了八百石的窟窿。现下总账实亏约四百石，分摊到每年，正好在朝廷允许的损耗之内。”
周正愣住了。他忽然明白，为什么今年的账做得那么“干净”——因为这老吏早已算好，今年的盘点结果必须在合理范围内。他甚至提前用军粮填了窟窿，让账面看起来天衣无缝。
“你既知不妥，为何不报？”
“报？”冯老吏笑了，笑容苦涩，“御史大人，您从洛阳来，不知道地方上的情形。太守要粮，刺史要粮，路过的高官要粮，哪个是小人能得罪的？报了，粮食或许能追回一些，但小人的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