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柬端坐北首，面前摊开着三份厚厚的册子：户部盐铁司上报的开元九年盐铁产销总账、御史台收集的各地盐铁经营问题奏报、以及市舶司关于海盐进口的记录。对面坐着户部尚书杜预、盐铁司郎中王弼、工部矿冶司主事陈邈，还有特召入议的扬州盐商代表沈万三。
“开始吧。”司马柬翻开账册，“去年盐税收入多少？”
杜预显然早有准备：“禀陛下，开元九年，盐税收入二百八十万贯，占全国赋税一成有余；铁税收入九十万贯。盐铁专卖总收入三百七十万贯，较开元八年增长一成半。”
“增长从何而来？”司马柬问。
“一是产量增，盐增一成，铁增半成；二是价格稳中有升，盐价斗涨两文，铁价斤涨一文；三是私盐私铁打击得力，官盐官铁市占提高。”
盐铁司郎中王弼补充道：“尤其是江淮盐场，去岁采用新式晒盐法，产量增两成，成本降一成，故利润增三成。河东盐池、巴蜀井盐也有小幅增长。”
听起来都是好消息。但司马柬转向御史台的奏报：“那这些投诉又是怎么回事？”
他抽出其中几份：“这份是山南道百姓联名上书，言官盐质次价高，常有沙石；这份是陇右道商贾诉苦，言铁器运输损耗过大，价格远超产地；这份是淮南盐工陈情，言工钱拖欠三月……”
王弼额头见汗：“这……其中或有夸大。官盐质量皆有定规，或有少数批次疏忽；铁器运输损耗确为难题，然已尽力改善；盐工工钱……臣立刻核查。”
“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司马柬摆摆手，“是要解决问题。”他看向工部矿冶司主事陈邈：“铁器运输损耗，工部可有良策？”
陈邈起身：“回陛下，铁器沉重，陆路运输确实损耗大。臣有两策：一是在主要铁矿附近增设铸造坊，将生铁就地铸成农具、工具，再运输成品，虽增了铸造成本，但减了运输损耗；二是改进包装，用稻草、木架固定，可减颠簸破损。”
“成本增加多少？”
“就地铸造，成本增半成；改进包装，成本增一成。但总体损耗可降三成。”
司马柬心算片刻：“那就做。先从太原铁矿试点，若成效好，推广全国。”
他又看向那位一直静坐的盐商沈万三。此人身着锦袍，年约五十，是扬州盐商会的会首，家资巨万，但此刻在政事堂内，姿态恭谨至极。
“沈先生，”司马柬语气平和，“你是行内人，说说盐务实情。”
沈万三起身深躬：“草民不敢。然陛下垂询，草民斗胆直言。”他清了清嗓子，“官盐确有些问题：一是统购统销，盐场只求产量，不重质量；二是运输环节多，每过一关便加一次价，到偏远州县，盐价已是产地三倍；三是‘盐引’流转虽便，然手续仍繁，钱庄贴现利息过高。”
句句切中要害。王弼脸色微变，欲言又止。
司马柬点头：“那依你之见，该如何改进？”
沈万三谨慎道：“草民愚见，或可试行‘部分放营’。譬如小盐井、小铁矿，朝廷管理成本高，不如放与民营，朝廷只管收税、定质、限价。再如盐引流转，可否简化手续，由盐商会馆作保，钱庄见保即贴，利息设上限？”
这是大胆的建议——部分放弃专卖，引入民营。杜预立即道：“陛下，盐铁乃国家命脉，若放与民营，恐失控制，利归豪商。”
沈万三忙道：“草民非此意。只是说那些产量小、分布散的矿点，朝廷管起来费力不讨好，不如让地方百姓经营，朝廷坐收税利。大盐场、大铁矿，自当牢牢掌握。”
司马柬沉吟不语，翻看市舶司的记录。去年从林邑、扶南进口的海盐达五万石，虽只占全国产量百分之一，但质量上乘，价格反比某些官盐还低。
“进口盐价几何？”他问。
杜预答：“到港价每斗三十文，加税后四十五文。而同品质官盐，江淮出厂价二十五文，运到洛阳已五十文，到边镇更达七十文。”
问题显而易见——运输成本吞噬了利润，也推高了售价。
堂内一时安静。窗外有麻雀叽喳，更衬得堂中肃穆。
良久，司马柬开口：“朕意已决，盐铁之制需做三处调整。”
众人屏息凝听。
“其一，试行‘大场官营、小点民营’。”司马柬道，“年产十万石以上的大盐场、年产百万斤以上的大铁矿，必须官营；以下的小盐井、小矿点，可许民间经营，但需领执照，按章纳税，接受质监。此策先在河东、淮南试点三年，观成效再定推广。”
杜预欲谏，司马柬抬手制止：“朕知你虑。但与其让那些小店私下偷采偷煮，不如纳入管理。朝廷省了监管成本，得了税收，百姓得了生计，只要管控得当，利大于弊。”
“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