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一县，首要在于清丈田亩、登记人口。”前户部侍郎在讲堂上说，“没有准确的田亩人口数据，任何政策都是空中楼阁。晋朝各州县每三年进行一次全面普查，数据直达户部……”
台下，一个倭国青年认真记录着。他是九州某豪族的继承人，在来洛阳前，他治理领地的方式完全依靠家族传统和个人经验。听到如此系统的治理方法，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
课程之余，礼部还专门为这些倭国学生安排了“文化体验”活动。他们学习书法、绘画、古琴、围棋，参加诗会、茶会，观看戏曲表演。渐渐地，许多倭国学生开始真正喜欢上这些中原文化。
物部真守迷上了书法。他每天练习到深夜，手指磨出了茧子。三个月后，他的楷书已初具模样。王衍看着他的作品，惊讶地说：“真守君，你的字……很有风骨。”
“我想把书法带回倭国。”真守认真地说，“让我们的人也能写出这么美的字。”
改变是潜移默化的。倭国学生们不仅学习知识，更在生活习惯上逐渐“晋化”。他们开始习惯一日三餐而非两餐，习惯用床而非地铺，习惯饮茶而非只喝清水。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维方式也在改变——从原本的部族思维，逐渐转向更系统、更理性的思维方式。
太康十年夏，发生了一件小事，却深深触动了所有倭国学生。
那日，真守和王衍在洛阳街头看到一群工匠正在维修一座石桥。工匠们使用的工具、方法，都是格物学堂教过的原理。真守忍不住上前，用还不太流利的汉话与工匠们交流，居然能理解他们在做什么。
“这位小郎君也懂修桥？”一个老工匠惊讶地问。
“我在太学格物学堂学过杠杆和拱桥原理。”真守有些自豪地说。
老工匠笑了：“读书人懂这个的可不多。小郎君将来定有出息。”
那一刻，真守突然明白了大晋强大的秘密：在这里，知识不是贵族垄断的玩物，而是可以实际应用的工具；读书人不是高高在上的老爷，而是可以和技术人员平等交流的学者。这种务实、开放的精神，是倭国最缺乏的。
当晚，真守给远在倭国的父亲写了一封长信：
“……父王，儿在洛阳四月，所见所闻，震撼心灵。大晋之强，非唯船坚炮利，更在于其制度之完善、教育之普及、文化之昌明。儿在格物学堂所学，皆是实用之术；与晋朝同窗相交，知其虽出身贵贱不同，然皆勤奋好学。此国朝气蓬勃，实非倭国可比……”
“……儿以为，倭国欲强，必全面学习大晋。非止于制度器物，更在于精神气质。望父王加速推行州县制、普及官学、推广汉文。如此，数十年后，倭国或可真正步入文明之列……”
这封信随着每月一班的联络船送往倭国。而在难波津的安东都护府，陈骞也在给洛阳写奏报：
“……倭国学子在太学进步显着，尤以物部真守为佳。此子聪慧勤奋，已通汉文，于格物之学颇有心得。臣观其言行，已渐具晋人思维。假以时日，此辈学成归国，必为推行汉化之骨干……”
“……第二批倭国学生中，有数名豪族继承人表现突出。彼等学习《大晋律》与治理实务后，皆叹服晋制之完善。臣已安排他们至洛阳县衙观摩实务，加深理解……”
“……文化教化方面，倭国学生多迷书法、围棋、茶道。臣以为，此等‘雅文化’之熏陶，往往比强制推行更易深入人心。建议加大此方面投入，使倭国上层以习汉俗为荣……”
秋去冬来，当太康十年的第一场雪落在洛阳城时，第一批倭国学生已经能说流利的汉话，能写通顺的汉文，能与晋朝同学自如地讨论经义格物。他们在太学的年终考核中，有五人进入同年级前十名——这个消息传回倭国，引起了轰动。
倭国王守屋在难波津的王宫中，看着儿子真守寄回的一幅书法作品——那是真守临摹的王羲之《兰亭序》片段，笔法虽还稚嫩，但已初具神韵。守屋抚摸着那宣纸上的墨迹，良久，对左右臣子说：
“传令各豪族：自明年起，各家子弟必须学习汉文。三年之内，不懂汉文者，不得继承家业。”
“再传令：王宫之内，一律使用汉话交谈。文书往来，必须使用汉文。”
“还有，着人按照晋朝样式，改建王宫部分建筑。我们要让倭国人从小生活在晋式环境中，习惯晋式生活。”
命令一出，倭国各地豪族反应不一。有积极响应的，也有暗中抵触的。但所有人都明白，这是大势所趋——连王子和各大豪族的继承人都在洛阳学习汉文化，他们还有什么理由抗拒？
而在洛阳太学，物部真守站在学舍的窗前，望着漫天飞雪。他想起了难波津的冬天，想起了父亲，想起了倭国的未来。手中，是一封刚写完的家书，最后一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