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蒙古牧民，或许对高层权力斗争不甚了了，但对于“带领汉军打蒙古人”、“焚烧祭祀圣地”这种行为，有着本能的抵触与愤怒。草原文化重视同族血亲、崇敬天地祖先，忽必烈的这些行为（无论其具体背景如何），在天幕的渲染下，被简化为赤裸裸的背叛。这对于正在与忽必烈作战的阿里不哥、海都等人而言，无疑是绝佳的宣传材料，能够极大地激发部下战士的同仇敌忾之心，将忽必烈塑造成蒙古民族的叛徒。
海都的营帐中，这位窝阔台汗国的首领看着光幕，脸上露出混合着愤恨与得意的神色：“忽必烈，我的堂兄，你终究掩藏不住你的本质。你以为用汉人的方法就能永远统治蒙古人吗？长生天和所有蒙古人的眼睛都看着呢！你‘忘本’的罪行，已被苍天记录！” 他转身对麾下将领道：“传令各部，将天幕所示，遍告所有草原上的勇士。忽必烈已不配为蒙古共主，我们才是成吉思汗正统的扞卫者！” 忽必烈与蒙古守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因天幕的揭示而更加尖锐，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被强化。
**宋，末年的临安、崖山等地。**
此时南宋尚未彻底灭亡（忽必烈早期），或已至崖山之后（忽必烈中后期）。宋人目睹天幕，心情极度复杂。
临安朝堂上，一些大臣看到“忽必烈带领汉军北伐蒙古”，先是愕然，随即竟产生一种扭曲的快意。“想不到这胡虏头子，也会起内讧，还是用我们汉人的军队去打他们自己人！” 有人低声议论。
“焚其圣地？好！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只恨不能焚尽其宗庙！”
但更多有识之士，如文天祥、陆秀夫（若在相应时空）等人，在短暂的解气之后，感到的是更深的悲凉与警惕。文天祥沉痛道：“此獠虽内斗不休，然其能用汉人、行汉法以制汉，又能驱汉人攻其同族，其心术之诡谲，驾驭手段之厉害，远超一般夷狄首领。观其建元称帝，野心岂止于漠北？我大宋之危，不在其内讧，而在其整合北方之力，日益精熟于宰制华夏啊！” 他们看到的是忽必烈作为政治家的冷酷与务实，而非简单的“忘本”笑话。
崖山战败后，幸存的部分宋遗民，看到天幕中忽必烈的形象，仇恨自然是主导。但对于“带领汉军北伐蒙古”一事，感情则更为微妙。有人觉得这是“报应”，是“胡虏无百年之运”的内乱征兆；也有人清醒认识到，这些为忽必烈效力的“汉军”，很多是原北方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甚至早期降蒙的宋军，他们与南宋意义上的“汉人”并非完全一心。天幕的揭示，反而加深了南北汉人之间以及不同时期沦陷区汉人之间的复杂历史隔阂。
**明，南京/北京。**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底层，对蒙元统治有切骨之恨。看到天幕标题“历史忘本第一人”，他先是一愣，待看清内容，不由得拍案大笑：“好！说得好！忽必烈这老鞑子，可不就是忘本么！”
他对侍立的太子朱标、太孙朱允炆及众文武道：“你们看看，这元朝的开国皇帝，为了抢他自家的汗位，就能带着咱们汉人的兵，去杀他们蒙古自己人，连祭祖拜天的地方都敢烧！这种人，眼里只有权位，哪有什么族类亲情？哪有什么祖宗成法？他后来用一些汉官，定一些汉制，也不过是看咱们汉地能给他交粮纳税，能帮他稳住江山，好让他继续享乐罢了！等用到的时候是宝贝，用完了或者觉得碍事了，还不是说扔就扔，说杀就杀？咱起兵反元，正是要驱逐这等无君无父、唯利是图的胡虏！”
朱元璋的解读，充满了阶级与民族仇恨的色彩。他将忽必烈的行为视为夷狄本性中的狡诈与无情，并以此强化自己反元复汉的正当性，以及提醒子孙后代警惕异族统治者的本质。
明成祖朱棣时期，国力强盛，对蒙古采取征抚并用的策略。朱棣观看天幕，对谋士道：“忽必烈此事，确为人诟病。然其能不拘泥蒙汉之见，以实用为先，终成一代帝业，亦有其过人之处。朕北征漠北，亦需效法其调动各方力量之能，然不可学其‘焚圣地’这等激化仇怨之举。当以威服之，以德怀之。” 他更多是从帝王术的角度，借鉴忽必烈成功的一面，而摒弃其负面手段。
**清，北京。**
清朝统治者的反应最为微妙且紧张。康熙皇帝玄烨自幼学习满汉文化，深知如何平衡满洲根本与汉地统治。看到天幕对忽必烈“忘本”的指控，他内心警铃大作。
在召见满洲王公、心腹大臣的私下场合，康熙神色严峻：“元世祖之事，天幕所言虽有过激，然其中道理，尔等不可不深思。我大清以满洲立国，骑射国语，乃根本所在，断不可废。然治理中华亿兆黎民，又不能不习汉文，用汉制，借汉力。此间分寸，极难把握。忽必烈错在何处？依朕看，非错在用汉人汉法，而错在征伐同族时手段过酷，授人以‘背弃根本’之口实。尤其涉及祭祀圣地，更犯大忌。”
他环视众人，语重心长：“我等满洲，既居中原，必重根本，亲亲贵贵，保全满洲元气。然于汉人，亦需示以公诚，重用贤能，不可显分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