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后主虽亡国，然此一词，道尽我辈心声！千古词帝，当之无愧！” 另一名中年文士拍案道，他身有官职，但言语中亦充满对北宋故都的怀念和对现实偏安的不满。
酒肆中弥漫着悲伤与愤懑的气氛。李煜的词，因其切身的亡国之痛，在南宋这个特殊时期，引发了空前强烈的共鸣。无数南宋文人，在词中寄托类似的哀思，李煜成为他们精神上的知音和前辈。甚至有人私下议论，当今朝廷只知求和享乐，与南唐后期何异？只是这话无人敢公开明说。
**明，南京（应天府）。**
明太祖朱元璋观看天幕，对太子朱标及众皇子道：“看到了吗？这个李煜，就是个只会吟风弄月的书呆子皇帝！江南富庶之地，落到他手里，只知道享乐、写词，最后国破家亡，自己被俘，还得个‘违命侯’的羞辱爵位！有什么用？”
他指着光幕上“千古词帝”四个字，语气严厉：“做皇帝，文章写得好，顶个屁用！能当饭吃？能挡得住赵匡胤的兵锋？咱最看不上这种不知兵、不懂农桑、只晓得在女人堆里打转的亡国之君！你们都给咱记住了，咱朱家的子孙，首要的是学治国、懂军事、知民情！谁敢学李煜、陈叔宝，沉迷享乐文墨，咱就算在坟里，也得跳出来打折他的腿！”
朱标连忙躬身：“父皇教训的是。为君者当以社稷为重，艺文乃余事，不可本末倒置。” 其他皇子也纷纷称是。朱元璋的务实甚至粗粝的统治风格，与李煜形成鲜明对比，他以此为例，再次强化对继承人的“实干”教育。
**清，北京。**
康熙皇帝玄烨与翰林院学士、词臣们一同观看。康熙本人文学修养颇高，对李煜的词评价不低。
“李重光词，感情真挚，尤其入宋后所作，凄婉动人，确是词中上品。” 康熙点评道，“‘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皆能道前人所未道。论词，他担得起‘词帝’之称。”
一位汉人词臣躬身道：“皇上圣鉴。然李煜为君，则殊为不合格。不能守祖宗基业，终致身辱国灭。”
康熙点头：“正是此理。故朕常言，书生不可为君。李煜、赵佶（宋徽宗），皆才华横溢，然为帝王，则误国误己。为君之道，首在平衡文武，洞悉利害，非风花雪月之事。我大清皇帝，自幼需学习满语骑射，兼修汉文典籍，便是要文武兼备，不蹈覆辙。” 他既欣赏李煜的文学才华，又明确否定其作为君主的资格，并以此作为教育皇子、警惕汉文化中某些“软弱”倾向的例证。
乾隆皇帝弘历观看时，则更关注李煜的书法绘画成就，并令内府查找有无李煜作品遗存。同时，他对“违命侯”的封号发表议论：“宋太祖此举，未免刻薄。既已受降，何必以此名羞辱之？我朝待前明宗室，宽厚多矣。” 显示其“宽仁”姿态，尽管实际上清朝对明朝宗室的防范和控制极为严密。
**各朝代文人士子阶层：**
天幕对李煜的聚焦，尤其是对其“千古词帝”文学地位的认定和那首《虞美人》的完整展示，在万朝文人中引发了轩然大波。
- **同情与共鸣派：** 尤其身处乱世、亡国或朝代更迭之际的文人，对李煜的遭遇感同身受，对其词作的艺术感染力推崇备至。他们认为，李煜将个人深悲剧痛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境界，开创了词的新格局，其地位无可动摇。“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李煜正是典型。
- **理性评价派：** 更多文人能从君主和词人两个角度分开评价。承认其词的极高成就，甚至认为“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类似后世王国维观点）。但对其治国无能、耽于享乐导致亡国，则持批判态度。认为其人生是分裂的悲剧，其艺术成就某种程度上正是由政治失败造就。
- **道德批判派：** 一些秉持强烈儒家正统观念的士人，尤其强调君臣大义和君主责任。他们认为李煜作为君主，首要责任是保境安民，其文学才能只是末技。亡国本身就是最大失德，其词再好，也不过是“亡国之音”，不值得过分推崇，甚至认为沉溺此类词作会消磨志气。宋明理学家中持此观点者不少。
- **专业词人反应：**
- **北宋，苏轼** 在黄州或日后看到天幕回放，或许会捻须感叹：“李后主词，确实当行本色。然其境过于悲苦，不及太白之旷达，亦少些超拔之气。” 他欣赏李煜的才华，但自身的词风更趋豪放开阔。
- **南宋，李清照** 目睹《虞美人》，很可能黯然神伤。她亲身经历国破家亡、流离失所，对李煜词中的故国之思、身世飘零有最深切的体会。她的后期词作，其实也深受李煜影响，只是更加含蓄深沉，且多了女性特有的细腻凄婉。天幕之言，或许会让她在创作中更有一种“异代知音”的悲慨。
- **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