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渐渗司法，但仍承袭秦制不少。天幕案件令君臣深感司法实践中情、理、法平衡之难。
刘彻眉头紧锁，看向张汤（时任酷吏，亦精通律法）和董仲舒：“此案离奇若此，几成笑谈，然其中血泪，令人心惊。张汤，你若为廷尉，当如何处置？”
张汤沉吟道：“陛下，此案破绽确在尸腐之速。县吏无能，不辨物理，不查隐情，只知拷掠，酿成冤狱，其罪当劾。然臣以为，伍长见持刀奔逃者而捕之，亦在职责之内。唯那名杀牛男子，私宰耕牛，本已有罪，见官而逃，更增其疑。然其罪不至死，更不该蒙杀人重罪。曹王能察微知着，是其明断。臣以为，司法之要，在于‘精审’。证据需环环相扣，不合常理处必为深究。此案若初时能细查杀牛原委、查访妇人平日品行、核实尸体腐坏程度与失踪时日，冤情未必不能早明。”
董仲舒则从“春秋决狱”、“原心定罪”的角度提出：“陛下，此案亦可见‘听讼’之道，当‘察其情，明其心’。县吏只见其迹（血刀、逃窜、腐尸），不察其情（男子杀牛之由、恐惧之心，妇人私奔之实），更不明其心（男子无杀人动机，妇人有私奔之心），故入人罪。曹王能疑而察之，近乎《春秋》‘慎刑’之义。然其以拷掠抵杀牛之罪，虽有仁心，然于法度有亏。私宰有私宰之罚，岂可混淆？臣以为，当严惩枉法之县吏，申诫伍长捕人须更重实据，表彰曹王之慎，释放无辜，另案追究私宰及那具无名腐尸之来源。”
汲黯愤然道：“陛下！此乃草菅人命！县吏为求破案之功，不惜以酷刑取供，以巧合定案，此与杀人何异？伍长亦有过失，岂能见持刀者便定为凶犯？农夫屠夫，日常用刀者众矣！至于那曹王，虽有觉察，然其‘拷掠抵罪’之言，实是纵容非法刑讯！若拷掠可抵他罪，则天下狱吏尽可滥刑矣！臣请陛下下诏，严斥此类枉法之行，明令州县，非有确凿证据，不得轻易刑讯；断案须合情理，详查实证；凡有冤滥，追究主审官吏之责！”
刘彻听罢诸臣之言，肃然道：“众卿所言，皆切中要害。司法之事，关乎人命，不可不慎。此案当引为鉴戒。传旨廷尉、京兆尹：第一，核查长安及三辅地区近年狱案，有无类似倚重拷掠、忽略常理、巧合定案之情形，有则平反。第二，颁令天下，重申‘疑罪从无’（汉已有类似思想）之原则，要求官吏审案必须核实证据链条，注重检验，尤其要警惕非常之巧合。第三，将曹王完颜永功明察之事载入史册，予以褒扬，然需删去其‘拷掠抵罪’之语，改为‘释其冤屈，另案究其私宰之过’。”
**唐，长安城，刑部衙门与街市。**
唐代法律体系已颇为完备，《唐律疏议》对证据、刑讯、检验等有详细规定。天幕案件在唐人看来，是司法程序失范的典型案例。
刑部某司郎中与同僚议论：“此案之失，可谓步步皆错。首先，接报案后，未广布人手查访失踪妇人社会关系，便循单一线索追捕，视野狭窄。其次，遇可疑者，未先行盘问查证其身份、行为缘由（如为何杀牛，牛从何来），仅因持刀逃窜便锁定凶犯，过于武断。再次，拷掠取供，乃《唐律》允许之最后手段，有严格条件限制，岂能初讯便用？县吏显是滥用。最荒谬者，竟以水中偶然之尸匹配口供，全然不顾死亡时间之重大矛盾！我朝《狱官令》有‘诸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尸有‘诸尸应验而不验，或受差过两时不发…’等规定，若依律而行，何至于此？”
另一官员叹道：“曹王确属明察。尸腐之速，寻常人或不留意，然于刑名老吏眼中，正是关键破绽。只是……那具水中腐尸，终究成了无头案。或许本就是一桩无人报案的无名尸案，阴差阳错被卷入此案。司法之中，此类‘案外案’、‘巧合套巧合’最是棘手，稍有不慎，便成冤滥。”
街市茶馆中，百姓听得更是唏嘘不已。
“我的天！这杀牛的也太倒霉了！杀头牛差点把命丢了！”
“县官糊涂啊！打几下就认了？那要是我也得认，谁能抗住那般打？”
“还是曹王爷厉害，一眼看出尸体不对。要不又是一条人命。”
“那跑了的媳妇也是，私奔就私奔，害得别人差点冤死！”
“水里那尸体也不知道是谁，可怜呐，死了还被人拿来顶案……”
有人联想到本朝：“咱们大唐律法严，应该不至于吧？”旁边立刻有人低声道：“嗨，哪里都一样，遇上糊涂官或者想急着结案的，什么事出不来？不过听说现在刑部和大理寺复核挺严的，希望少点这种事儿。”
**宋，汴梁城，提点刑狱司与市井。**
宋代司法制度进一步发展，重视证据和检验，涌现《洗冤集录》等法医学着作。天幕案件在宋人看来，几乎触及了司法弊端的各个痛点。
某路提点刑狱公事（监司司法官）与属官观看后，面色严峻：“此案堪称冤狱样本！其一，初查不明。妇人失踪，当先问其家世邻里，查其平日交往，有无恩怨、奸情。岂可仅凭路人一语，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