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汴梁皇宫。
赵匡胤与赵普、薛居正等大臣观看天幕，神情专注。宋朝以文治立国，尤重礼乐教化与历史借鉴。
“鲁国……果然是礼仪之邦，渊源最深。”赵匡胤道，“享特权而存绝学，虽僭越，然于文化有功。只是这僭越之端一开，下必效之，季氏之事可鉴。”
赵普道：“陛下圣明。礼制关乎名分秩序，最易崩坏之处，往往始于上位者之不自持。鲁君暗用天子礼乐，虽或有成例特许，然终非臣子所宜常行。此所以孔子见微知着，深恶季氏之僭。”
薛居正则从史学角度提出：“天幕揭示子夏一脉与法家之关联，实为重要发现。以往史家多强调儒法对立，然法家学说之形成，必有所承。周礼之严密制度，等级规范，确为法家‘刑名法术’提供了思想资源。子夏重‘文学’、笃实守礼，其学偏重制度层面，流为李悝、吴起之变法，商鞅之峻法，有其内在理路。此可见学术分化之复杂。”
赵匡胤沉吟道：“我朝以儒立国，重文教，兴礼乐。然治国亦需法度。太祖律令，亦参酌前代。观此天幕，可知礼法并非截然两途。子夏既能传孔子之学，又能启法家之流，其学之‘用’，可谓大矣。朝廷取士，讲经论史之外，亦需晓畅实务，明制度沿革。可令国子监、太学，于讲授经义时，兼及历代制度得失、礼法关系之演变，使学子能通经致用。”
他又对赵普说：“则平，鲁地既为礼乐旧邦，文献所萃，可令山东路官员留意访求民间遗籍，或有散佚之礼书、古注，献于朝廷，充实馆阁。至于子夏以下学脉，可令史官详加考订，辨明源流，载入正史。”
明，洪武年间，南京。
朱元璋看得十分仔细。他对礼法制度极为重视，登基后便命李善长、刘基等制定《大明集礼》，严格规范君臣、上下、贵贱的等级秩序。鲁国国君使用天子礼乐的事情，在他看来是严重的僭越，必须批判。
“这个鲁国国君，好大的胆子！”朱元璋皱眉道，“就算他祖宗是周公，有功，那也不能用天子的东西！这是乱了大伦！难怪他下面的季氏也跟着学，孔子骂得好！咱看这鲁国，守着那么多礼书，自己却没守好礼，有什么用？”
朱标小心解释道：“父皇，天幕也说，鲁国是因特殊地位才保存了周礼典籍，平王东迁后，王室反不如鲁国保存得全。这也算有功于后世。”
“功是功，过是过！”朱元璋摆手，“有功该赏，有过该罚。他保存典籍有功，咱认。但他自己坏了规矩，惹得下面跟着学坏，这就是过！这就像咱定下的《皇明祖训》，子孙得严格遵守，谁要是自己先坏了规矩，底下人还不有样学样？”
他对鲁国保存典籍的功劳还是肯定的：“不过，能留下那么多书，让后世知道周朝礼乐是什么样子，这确实是大功一件。那个韩宣子说得对，‘周礼尽在鲁’。咱们修《大明礼》，也得参考古礼，鲁国留下的那些东西，得好好看看，有用的就拿来用，不合时宜的就去掉。”
当看到子夏与法家的联系时，朱元璋眼睛一亮。他治国强调“礼法并用”，“明刑弼教”，对法家手段从不排斥。天幕揭示的这条从儒家礼制到法家刑名的转化脉络，让他觉得深得己心。
“看看！咱说什么来着？”朱元璋对群臣道，“礼和法，本就不是两回事！周公制礼，里面就有规矩，有惩罚。孔子的徒弟子夏，把这里面规矩、制度的东西拣出来，传下去，到了李悝、吴起、商鞅手里，就变成了强国之法！咱们大明，讲礼乐教化，也得有《大明律》！礼是防患于未然，法是惩治于已然。子夏这条路子，走得好！儒生们也别光会死读书，讲空道理，得像子夏的徒弟们那样，懂得把书里的道理变成治国的实在法子！”
他随即下令：“第一，将鲁国国君僭用天子礼乐、导致季氏效尤之事，作为反面例子，写进《臣戒录》，告诫诸侯、百官务必恪守本分，严禁僭越。第二，表彰鲁国保存典籍之功，令礼部、翰林院，仔细研读鲁地所传古礼文献，择其善者，融入本朝礼制。第三，将子夏传学至李悝、商鞅这条线，明白宣示，让天下读书人知道，儒家学问不止是空谈性理，更要通晓制度法律，有经世致用的本事！国子监教学，要加重历代典章制度、律法沿革的内容！”
清，顺治年间，北京，武英殿前。
满洲王公大臣和汉臣们各怀心思地观看天幕。对满族贵族而言，鲁国的礼乐特权、周礼的繁琐细节，显得有些遥远和迂腐。但“周礼尽在鲁”所代表的文化正统性和深厚积淀，又让他们心生敬畏。清朝入主中原后，一直致力于学习和吸收汉文化，以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
多尔衮敏锐地抓住了两个要点：一是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