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爷发脾气是宏观背景，接下来是一些更具体、甚至有些‘行为艺术’式的征兆——‘动物界的反常演出’。”天幕上浮现出一些记载：老鼠大白天成群结队搬家，甚至闯入宫廷市集；牛马夜半哀鸣，声音凄厉；飞鸟撞殿而亡，或者聚集在宫殿屋脊久久不散；宫中豢养的珍禽异兽无故死亡，或者出现白化、畸形等异象。“这些现象，用现代科学可能解释为生态变化、疾病或巧合。但在笃信天人感应的古人眼里，这就是活生生的‘妖异’。比如，史载东汉灵帝时，‘洛阳城南宫寺，雌鸡化为雄’，母鸡打鸣，这被视为‘牝鸡司晨’，妇人干政、阴阳颠倒的凶兆。后来何太后专权，似乎印证了？唐朝玄宗时，有记载‘大旱，蝗，关中饿殍相望，帝于宫中见白狐’，白狐出现也被视为不祥。动物的‘异常’行为，成了人心惶惶的催化剂，也给反对者或起义军提供了‘天道弃之’的宣传素材。这就叫：鼠辈搬家鸟撞梁，鸡犬不宁兽失常；皆言此乃亡国兆，人心惶惑乱朝纲。”
万朝的宫廷管事、苑囿官员顿时觉得压力山大，以后得加倍小心照看那些动物，别让它们出什么幺蛾子。司天监、钦天监的官员更是头疼，怎么解释这些现象成了技术活。后宫嫔妃们则对“牝鸡司晨”的说法格外敏感。民间则流传起各种关于动物预言的志怪故事，越传越邪乎。
“动物们演完了，该‘死物’上场了——各种‘器物的自我了断’或‘变异’。”天幕显示：宗庙里的乐器（编钟、磬）无故自鸣或破裂；祭祀用的礼器（鼎、彝）出现裂纹或锈蚀异常；皇宫大门上的铜钉夜间发光或掉落；甚至传国玉玺（如果还在）传出丢失、损坏或印文模糊的流言。“这些东西，在古人心目中承载着国运、礼法、正统的象征意义。它们‘出事’，比动物反常更直接地冲击统治合法性的心理基础。比如，秦始皇的传国玉玺，后世但凡王朝更迭，总围绕着它上演无数故事，它的有无、真伪，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征兆。王莽篡汉时，据说汉高祖庙里的铜钟夜里自己响了三声，吓得王莽赶紧派人去祭祀镇压。武则天时期，明堂（万象神宫）的大火，烧掉的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更是某种‘天命所归’的心理象征。器物不会说话，但它们的‘异常’会被赋予最致命的解读。这叫：钟磬自鸣鼎生裂，宫门铜钉落如雨；礼坏乐崩非虚言，器物先知江山替。”
这一下，各朝掌管祭祀、礼器、宗庙、宫殿修缮的官员，汗毛倒竖。太常寺、光禄寺、将作监等机构负责人，恨不得立刻跑去检查自家负责的一亩三分地。皇帝们更是对传国玉玺、宗庙祭祀等事关正统的象征物无比紧张，下令严加看管和定期检查。秦始皇可能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如果佩戴了玉玺）；武则天想起明堂大火，心有余悸；赵匡胤则可能想到自己“黄袍加身”时，那些前朝仪仗器物是如何被处理或重新诠释的。
“‘物’的征兆之后，是‘人’的征兆——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出现一些极其荒诞、脱离常理、乃至自毁长城的言行。”天幕画面变得有些滑稽又悲哀：皇帝开始沉迷一些匪夷所思的爱好，比如明朝天启帝做木匠不理朝政（虽然之前提过，但在此语境下意味不同），或者像汉灵帝开“西邸”卖官鬻爵到了明码标价、影响行政的地步；高层官员公开贪腐、党同伐异到了毫不掩饰的程度，比如西晋石崇、王恺斗富，唐朝元载、鱼朝恩专权；军队纪律废弛，将领克扣军饷，士兵形同乞丐匪徒，毫无战斗力可言。“这些行为，在王朝强盛期或许会被规劝、压制，但在末世，它们会像溃堤的蚁穴一样公开化、普遍化、甚至‘合理化’。皇帝觉得‘朕就是玩玩，天下能有什么事’；大臣觉得‘不捞白不捞，明天还不知道是谁的天下’；将军觉得‘有兵就是草头王’。整个统治机器的‘软件系统’出现了根本性的错乱和腐败，失去了最基本的纠错能力和羞耻心。比如，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穷奢极欲，明明民怨沸腾，他却依然沉浸在‘万国来朝’的幻想中。这就叫：君王嬉戏臣敛财，将骄兵惰纲纪衰；大厦将倾浑不觉，犹自笙歌醉蓬莱。”
万朝的言官御史们立刻精神抖擞，准备抓住天幕这个“由头”，对朝中不良风气进行劝谏或弹劾。皇帝们则大多脸色阴沉，反思自己是否有过度“爱好”，同时严厉扫视殿下的臣子。权臣们多少有些心虚，清流们则痛心疾首。朱由校（天启）看到自己又被点名，估计躲在后宫更不敢出来了。隋炀帝杨广如果看到，可能会暴怒，但心底未必没有一丝悔意？各朝有识之士，都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预警。
“统治集团内部荒唐，民间则会滋生出另一种‘征兆’——各种带有强烈叛逆、讽刺或绝望色彩的‘民间文艺’与‘流言蜚语’的升级版。”天幕浮现市井儿童传唱含义不明的诡异童谣；茶馆酒肆流传着越来越大胆、直接讽刺朝政和皇帝的段子、笑话；墙上出现越来越多的匿名“反诗”或诅咒标语；关于“真龙天子”已在某地出现、或某处有“王气”的传言愈演愈烈，甚至具体到某人某物。“童谣在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