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朝的反应，尤其是在职官员群体，可谓五味杂陈。唐朝，刚参加完早朝、回到中书省正准备处理政务的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看到天幕如此生动地描绘自己的日常，相视苦笑。房玄龄揉着酸胀的手腕：“这林皓，倒是深知我辈之苦。”一些年轻低品级的官员更是感同身受，小声嘀咕：“可不是嘛，俸禄没多少，规矩一大堆，起的比驴早……”宋朝，王安石正在为变法条款字斟句酌，看到“文山会海”和“KpI”，笔下一顿，心想这后世词汇倒精辟。明朝，朱元璋时期，官员们被皇帝的高压和繁重公务折磨得苦不堪言，看到天幕，竟有些“终于有人懂我”的委屈。清朝，军机处的章京们日夜轮值，俗称“铁帽子”，看到天幕，觉得自己就是那“卷王”本尊。而皇帝们呢？李世民捋须微笑，觉得臣子辛苦是应该的；朱元璋则认为官员还不够累；赵匡胤想着如何优化流程；乾隆则觉得这是“盛世景象”。
“官员卷，那读书人呢？准备当官的、或者想以学问立身的读书人，更是‘卷’中的战斗机！”天幕画面变成寒窗苦读的场景，一盏孤灯，一堆经书，一个青衫背影。“科举制度，尤其是隋唐以后，堪称古代最大规模、最制度化的‘内卷’选拔赛。‘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道尽了其中艰辛。为了通过这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试，读书人需要熟读背诵海量经典（四书五经只是基础，还有各家注疏、史书、时文），练习写合乎格律、辞藻华丽的诗赋，钻研破题承题的八股技巧（明清）。很多人从童子考到白头，考到倾家荡产。有人统计过，清朝秀才录取率大概1%到2%，举人更低，进士更是凤毛麟角。无数人的青春和智慧，就消耗在了这无尽的背诵、写作和等待中。范进中举后发疯，虽是文学夸张，但背后的压力真实不虚。这叫：青灯黄卷伴更长，悬梁刺股为哪般？独木桥窄万人挤，一朝落第鬓已霜。”
万朝的读书人群体瞬间共鸣爆炸。唐朝，正在准备科举的士子们看到天幕，想起自己挑灯夜读的辛苦和前途未卜的茫然，有的唉声叹气，有的更加用力握紧了手中的书卷。宋朝，科举制度更加完善，竞争也更为激烈，汴梁的大小客栈住满了赶考的举子，此刻都抬头望天，心中一片唏嘘。明朝，八股取士达到顶峰，无数私塾里，学童摇头晃脑背诵着“之乎者也”，天幕的话让他们稚嫩的脸上也蒙上了一层对未来的焦虑。清朝，蒲松龄屡试不第，正在乡间写《聊斋》，看到天幕，执笔的手颤抖起来，老泪纵横。连一些已经考取功名的，回想起当年艰辛，也是感慨万千。皇帝们则大多认为这是选拔人才的必要代价，朱元璋甚至觉得“卷”得还不够狠，要多考几场。
“说完了劳心者，咱们来看看劳力者。农民的‘卷’，是与天时地利捆绑的，更加无奈和沉重。”天幕画面变成田野四季：春耕，农民赤脚踩在冰冷的水田里，弯腰插秧，一整天下来腰都直不起；夏耘，顶着烈日除草、施肥，汗滴禾下土；秋收，挥舞镰刀，抢收粮食，忙到昏天黑地；冬藏，还要服徭役，修水利，筑城墙。“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不得几日闲。”林皓的声音少了些调侃，多了些沉静，“这还不算遇到天灾、兵祸、苛捐杂税。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产出更多，养活一家老小，甚至缴纳租税后还能有点剩余，农民必须精耕细作，想尽办法。这种‘卷’，是为了最基本的生存，是被动且充满风险的。汉代的晁错在《论贵粟疏》里描述农民‘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这哪是‘996’，简直是‘007’，还是自带干粮、风险自负的那种。这就叫：四季轮回不得歇，汗珠摔八瓣；徭役税赋头上悬，最怕灾荒年。”
万朝的农民，无论哪个时代，看到这里，大多沉默。他们或许不识字，但天幕上的画面和话语，直白地说出了他们的生活。有人蹲在田埂上，默默抽着旱烟；有农妇抹了抹眼角；孩童们依偎在母亲怀里，似懂非懂。这是最广泛、最沉默的“卷”，是帝国的基石，也是最为艰辛的一群。一些有良知的官员和文人看了，心生恻隐。白居易低声吟诵起自己的《观刈麦》。明朝的徐光启，正在研究农政，见此情景，更坚定了编写《农政全书》的决心。皇帝们则大多想着如何保证税收和徭役，偶尔才会有“轻徭薄赋”的念头一闪而过。
“还有工匠、商户的‘卷’。”天幕展示手工业作坊，匠人专心雕琢，商户拨弄算盘，迎来送往。“工匠要手艺精湛，才能在竞争中立住脚，甚至被官府‘和雇’或征召去完成大型工程，那更是没日没夜。商户则要绞尽脑汁经营，应对同行竞争、官府盘剥、市场波动。宋代的《清明上河图》里那种繁华背后，是无数商户起早贪黑、精明计算的‘卷’。明清的徽商、晋商，走南闯北，甚至远赴海外，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