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二娃，四川人，今年三月入伍。”文书回答。
王大山从士兵脖子上取下身份牌，擦掉上面的沙子。铝牌上刻着：第一机步师三团二营四连，李二娃，1916。
“记下来。等到了地方，立纪念碑的时候，把他的名字刻在最前面。”营长站起身，“因为他是第一个为这片土地死去的兰芳军人。”
士兵们默默埋葬了同伴，用石头堆了个简易坟冢，插了根削尖的木棍作标记。
车队再次出发时，气氛更加沉重，但某种东西在凝聚——那不是悲伤，而是一种近乎冷酷的决心。他们付出了代价，那么这片土地就必须值得这代价。
第六天下午，导航员突然大喊：“团长！坐标核对！我们到了！”
王大山举起望远镜。前方，荒漠的尽头，出现了一条深蓝色的细线——那是波斯湾。
更远处，海岸线上，隐约可见几座土坯房的轮廓。地图标注：霍尔德萨。
他抓起电台话筒，声音沙哑但清晰：
“全营注意，目标在前方。减速，整队，检查武器装备。我们要堂堂正正地开进去。”
三百多辆车辆重新编队，洗去沙尘的军旗在车头展开。引擎轰鸣汇成一片，履带和车轮碾过最后的沙丘。
当第一辆吉普车驶入霍尔德萨村时，几十个贝都因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支从天而降的军队。他们穿着破烂的长袍，牵着瘦骨嶙峋的路驼，眼神里满是惊恐和茫然。
王大山跳下车，通过翻译说：“告诉乡亲们，我们是兰芳共和国军队。从今天起，这里受兰芳保护。我们不伤害平民，不抢掠财物，但需要征用这片土地建立军事基地。”
贝都因长老颤抖着问：“你们……要赶我们走吗？”
“不。”王大山摇头，“你们可以留下，甚至可以为我们工作——建房子，挖水井，我们会付工钱。但有一条：必须遵守兰芳法律。”
他转身，从吉普车上取下那面折叠的旗帜。
“找一根最高的杆子。”
士兵们拆下一根卡车天线，用铁丝绑上铲柄，做成简易旗杆。王大山亲手展开旗帜——红底上，金色巨龙昂首欲飞。
没有音乐，没有仪式。旗杆插进霍尔德萨村中央的沙地，王大山拉动绳索，旗帜缓缓上升。
正午的阳光毫无遮挡地洒下来，红底金龙旗在波斯湾的风中猎猎展开。西奈半岛附近的英军海军观察哨里，一名英军中尉举起望远镜，看到地平线上那一点突兀的红色。
他揉了揉眼睛，再次确认，然后冲向电话机：
“指挥部！我是三号观察哨！霍尔德萨方向……出现不明旗帜！重复，霍尔德萨出现不明旗帜！颜色……红色，上面有金色图案，像……像一条龙！”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冷静但紧绷的声音：
“继续观察。不要开火，不要接触。我立即向开罗司令部报告。”
中尉放下电话，重新举起望远镜。那面旗帜在荒漠的风中顽强飘扬，像一滴血滴在英帝国地图的侧腹。
而在霍尔德萨村，王大山对着电台，向一千二百公里外的迪拜发出简讯：
“龙旗已升。坐标北纬29度47分，东经48度31分。时间：1916年8月28日12时17分。”
电波穿越沙漠和海洋。二十分钟后，这份电报摆在陈峰的办公桌上。
他看完，起身走到世界地图前，在波斯湾西北岸贴上一面小小的红色龙旗贴纸。
贴纸旁边，是密密麻麻的英国米字旗。最近的一面，距离不到五厘米——按比例尺换算，正好五十公里。
陈峰的手指轻敲地图。
“游戏开始了。”
窗外，迪拜港里，为英国建造的七艘“江河级”驱逐舰正在舾装。更远处的船台上，“黄河号”战列舰的姊妹舰正在铺设龙骨。
钢铁的碰撞声、焊接的火花、蒸汽机的轰鸣——这些声音汇成一首工业时代的战歌。
而在歌声抵达不了的远方，一面崭新的旗帜，正在古老的土地上飘扬。它很小，很孤单，但立得很直。
1916年8月29日，凌晨五点，伦敦白厅街的战争内阁会议室里烟雾弥漫。
八个人围坐在长条橡木桌旁，脸色在昏黄的吊灯下显得阴沉不定。桌上的烟灰缸已经塞满烟蒂，空咖啡杯散乱摆放，几张电报在众人手中传阅——每张纸的边缘都被捏得皱巴巴的。
“先生们，”陆军大臣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勋爵用指关节敲了敲桌面，声音嘶哑得像砂纸，“让我们再确认一次情报的准确性。”
军情六处处长曼斯菲尔德·史密斯-卡明爵士——这位五十七岁的情报头子以冷静著称，此刻却罕见地露出疲惫神色。他推了推单片眼镜，翻开面前的文件：
“第一份情报，8月28日中午12时17分，西奈半岛东侧五十公里处的霍尔德萨地区，升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