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镜这辈子，打娘胎里出来就带着点尴尬。
他是汉军正黄旗人，祖籍奉天，具体哪年生的连史书都没记准，只知道大概在康熙初年。这身份说高不高，说低不低——比汉人百姓强点，好歹挂着旗人身份；但在真正的满洲权贵眼里，就是性质的边缘人。
他爹田某（史料连名字都没留）是个小官，具体干啥的不清楚，反正没给儿子留下啥像样的家底。田文镜后来回忆，小时候家里也就够个温饱，想请个好先生都得四处托人。这出身决定了他这辈子不能像满洲勋贵那样靠祖荫，只能自己埋头往前拱。
关于他爹妈，史料里就一句话带过，连他娘姓啥都没记载。这在讲究父母之邦的年代，算是挺少见的，估计是实在没什么值得写的——既不是名门之后，也没出过啥惊天动地的事。田文镜后来发达了，也没见他追封爹妈多高的爵位，大概率是真没啥可吹的。
娶妻之后，日子还是老样子。他媳妇姓王，也是汉军旗人，俩人过了一辈子，没听说过啥风花雪月的故事。王氏身子骨不算硬朗，一直没生儿子，直到田文镜快四十了，才给他添了个儿子，取名田肇丽。就这一个独苗，后来还不成器，这是后话。
田文镜的前半生，用俩字就能概括：平庸。
康熙二十二年，他以监生身份入仕，当了个福建长乐县丞。这官多大呢？正八品，比七品芝麻官还小一级，说白了就是县衙里的高级办事员。他在这位置上干了多少年？足足九年。
九年里，他干了些啥？无非是收税、断案、应付上级检查。县志里记载，他办案还算麻利，但性子太直，经常跟上司顶牛。有次知府下来巡查，想捞点好处，田文镜愣是装听不懂，最后被知府在考评里写了句偏执寡合。
就这么磕磕绊绊，他熬到康熙三十一年，升了山西宁乡知县（正七品）。总算成了芝麻官，可这年他已经快四十了。跟他同时期入仕的，要么早就升到知府，要么干脆致仕回家了。
在山西那几年，他干得还算扎实。县志里说他清苦自守，不事逢迎，但也没见啥突出政绩。唯一的亮点是处理积案，他到任时宁乡有三十多起拖了好几年的案子，他用了一年就全结了，其中有两起是冤假错案，他给翻了过来。但就这，也没让他升官，反而因为得罪了当地士绅，被调去了更偏远的直隶易州。
康熙四十四年，田文镜总算熬到了知州（从五品），这年他已经五十出头。同僚们见了他都客气地喊田知州，但背后都嘀咕：这老小子，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谁也没想到，这时候的田文镜，心里憋着一股邪火。他看着那些靠关系爬上去的年轻官员，看着那些拿着俸禄不干事的老爷，心里跟猫抓似的。他在日记里写过：官不在大，在能做事。若只图安逸，不如回家卖红薯。这话看着励志，其实透着一股子不得志的愤懑。
二、转机：雍正的
康熙驾崩那年，田文镜正在吏部当员外郎（从五品）。这官是他熬了三十多年才混上的，干的是最枯燥的文选工作——给官员排序、补缺。每天对着一堆档案，眼睛都快熬瞎了，可他干得特认真，谁该升谁该降，他都按规矩来，一点不含糊。
这时候的他，已经是个六十岁的老头了。按惯例，再干几年就能致仕，回老家抱孙子，安安稳稳度晚年。同僚们都劝他：田老哥，都这岁数了，别那么较真，差不多就行。
田文镜不听。他知道自己没啥背景，再不按规矩来，这辈子就真白混了。
转机出在雍正元年。
新皇帝胤禛刚上台，憋着一股劲要改革。康熙晚年官场太松，官员们混日子的多，干活的少，国库都快空了。雍正想找几个能干事的人，可放眼望去，满朝都是老好人，谁也不敢得罪人。
这年春天，山西巡抚德音上奏，说山西去年收成好，不用赈灾。雍正有点怀疑，就派田文镜去山西——其实就是暗中查访。
田文镜接到差事时，心里咯噔一下。他跟德音没交情，但知道这人是满洲镶黄旗的，背景硬得很。去查他，万一查出问题，肯定得罪人；可要是查不出，又对不起皇上的信任。
他琢磨了一夜，最后咬咬牙：查！反正都这岁数了，大不了回家种地。
这一去，就成了田文镜人生的转折点。
他没走官方驿道，专挑小路走，一路看灾情、查粮仓。到了山西境内，发现根本不是德音说的那样——好多地方去年遭了旱灾，老百姓都快饿死了，官员们却瞒着不报，还在催缴赋税。
田文镜气得直哆嗦。他在山西待过，知道这地方的官员有多油滑。他没声张，把看到的、听到的全记在本子上，连哪个村饿死了人、哪个粮仓是空的，都写得清清楚楚。
回到北京，他直接把奏折递到了雍正面前。雍正一看就火了，当场把德音的奏折扔在地上：这帮混蛋！百姓都快饿死了，他们还敢撒谎！
没过几天，德音被革职，田文镜被任命为山西布政使（从二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