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年间的辽东，寒风总带着关外的砂砾，刮过宁远卫的城墙时，能听见砖缝里呜咽的声响。张存仁就生在这片被风霜打磨的土地上，父亲张世魁是卫所里的一名普通军户，靠耕种几分薄田和轮值戍边过活，母亲王氏是邻村农家女，一双布鞋总纳得又密又实，仿佛要把日子缝得牢牢的。
存仁是家里的次子，上头有个早夭的哥哥，下头还有两个妹妹。他记事时，常趴在炕沿看父亲擦拭那杆用了半辈子的长枪，枪杆被磨得发亮，父亲粗糙的手掌抚过枪缨，会忽然叹口气：“这世道，手里没家伙，腰杆子就硬不起来。”母亲在灶房烧火，火光映着她鬓角的白发，接口道：“有口饱饭吃就不错了，别总想着打打杀杀。”
十岁那年，存仁跟着父亲去赶集，看到说书人讲岳飞传，听到“精忠报国”四个字，他攥着手里半块窝头，眼睛亮得惊人。回家路上，他问父亲：“咱汉人，是不是也能像岳飞那样，守着自己的地？”父亲愣了愣，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却没用力：“小屁孩懂啥，好好学着认几个字，别将来让人骗了。”
其实父亲嘴上骂着，心里却疼这个儿子。存仁不爱舞枪弄棒，反倒对笔墨感兴趣，常蹲在私塾墙外听先生讲课，回家就用树枝在地上画字。张世魁咬咬牙，把家里唯一一头耕牛卖了，凑了束修，让存仁进了私塾。先生姓赵，是个落魄的秀才，见存仁背书过目不忘，写字笔锋刚硬，常对人说：“这娃子，将来不是池中之物。”
十五岁时，辽东大乱，后金铁骑频频叩关。存仁亲眼看见邻村被劫掠后的惨状，烧焦的房梁下，有没来得及带走的绣鞋，鞋面上还绣着半朵桃花。那晚，他翻出父亲的旧枪，在院子里练到后半夜，枪杆磨破了手心，渗出血珠，他却像没知觉似的——他忽然懂了父亲说的“腰杆子”，也懂了母亲盼的“饱饭”，原是一回事。
二、辗转投效：从明营到后金的艰难转身
崇祯初年，张存仁成了宁远守将祖大寿麾下的一名幕僚。他写得一手好公文，更难得的是熟悉辽东地形和汉人民情，祖大寿常把安抚百姓、清点粮草的差事交给他。存仁每次下乡，都带着个小本子，记下谁家缺种子，谁家有病人，回来就跟祖大寿念叨：“兵是民养的，民不安，兵就站不住脚。”
崇祯四年，大凌河之战爆发，后金皇太极率军围城三月，城中粮草断绝，到最后连马鞍上的皮革都煮了吃。存仁跟着祖大寿登城了望，见城外后金军营垒森严，却并不急于攻城，反而让人对着城头喊话：“降者不杀，仍得旧职。”存仁心里打鼓，他见过后金的凶残，却也看透了明廷的昏聩——援军迟迟不到，粮草早已告罄，再守下去，只能是全城饿死。
夜里，祖大寿在帐中踱步，存仁推门进去，递上一份名册：“将军，这是城中百姓和士兵的家眷名单，能走的只剩三成了。”祖大寿猛地停下脚步，声音沙哑：“你想劝我降？”存仁低头道：“不降，就是全尸；降了，或许还能保这些人一条命。”
三天后，祖大寿开城投降，张存仁也跟着归顺了后金。皇太极见他是汉人，又在军中颇有声望，特意召见了他。帐内炭火正旺，皇太极穿着明黄色常服，指着地图问：“你说，辽东的汉人，最恨什么？”存仁挺直腰板：“恨苛政，恨掳掠，更恨有家不能回。”皇太极笑了：“若我让他们安安稳稳种地，你信不信？”存仁答：“信不信，要看大汗做什么，不看说什么。”
这话没让皇太极发怒，反倒让他多了几分欣赏。张存仁被编入汉军镶蓝旗，仍任原职，负责招抚大凌河周边的汉人百姓。他带着几名亲兵，挨村挨户劝说，见有百姓饿得站不住，就把自己的口粮分出去；见有房屋被战火焚毁，就上报朝廷拨款修缮。有老兵骂他“汉奸”，他不辩解，只是指着田里刚种下的庄稼：“能长出粮食，比啥都强。”
三、招抚有道：以汉治汉的初露锋芒
天聪五年，皇太极任命张存仁为都察院承政，让他专管汉人事务。那时的后金，满汉矛盾尖锐，满人视汉人为奴仆，汉人对满人多有抵触。存仁上任第一天，就撞见一个满族贵族强抢汉民的耕牛，他二话不说，让人把那贵族捆了，押到都察院大堂。
贵族在堂上撒泼，骂存仁“汉狗敢管满人”，存仁让人打了他四十板子，沉声道：“大汗说过，满汉一体，都是国家子民。你抢他的牛，就是抢国家的粮，该打！”消息传到皇太极耳中，他不仅没怪罪，反而赏赐了存仁一匹好马：“就该这么办，规矩立住了，才能成事。”
存仁深知，光靠严惩不行，还得让汉人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他上奏皇太极，提出三条建议：一是汉人百姓可保留土地，只需按亩纳税，不必再为满人服劳役；二是汉人中有才学者，可通过考试做官，不必论出身；三是汉人士兵与满人士兵同等待遇，战功相同则赏赐相同。
皇太极准了他的奏请。存仁亲自带着文书下乡，把政策一条一条念给百姓听。有老农不相信，搓着手问：“真能让咱自己种地？不用给旗人当牛做马？”存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