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家族的高贵地位和丰富资源为崇厚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和优质的教育条件。自幼，他便接受了系统的满汉文化教育，不仅精通儒家经典，对满族的历史、文化、礼仪也有深入的了解。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他在外交场合中能够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以优雅得体的举止和渊博的知识赢得外国使节的尊重。同时，家族的财富和人脉资源为他的仕途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使他能够较早地接触到朝廷的核心事务和外交动态，为其涉足外交领域奠定了基础。
其次，家族的荣耀与传统培养了崇厚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作为完颜氏家族的一员，他深知自己的言行关乎家族的声誉，因此在外交活动中始终以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为己任，努力展现出卓越的外交才能，为家族增光添彩。这种家族荣誉感促使他在面对列强的压力时，虽有时做出妥协，但内心始终坚守着对国家和家族的忠诚。
再者，家族在朝廷中的广泛人脉关系为崇厚的外交工作提供了诸多便利。在处理外交事务时，他能够借助家族的影响力，获取更多的信息和支持。例如，在与外国进行谈判时，他可以通过家族关系了解朝廷内部各方的态度和意见，从而更好地制定谈判策略。同时，家族的人脉也有助于他在朝廷中协调各方利益，为外交决策提供有利的环境。
然而，家族背景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崇厚的外交活动产生了限制。满洲贵族的身份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天朝上国”的思想在他心中依然存在，这可能影响他对西方列强真实实力和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在外交谈判中，这种观念有时会使他难以放下身段，以更加务实和灵活的方式应对列强的要求，导致在一些外交事务处理上不够恰当，影响了外交成果。总体而言，崇厚的家族背景对其外交活动既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深刻影响了他在晚清外交舞台上的表现与作为。
第十二章：崇厚在晚清舆论环境下的外交形象塑造与演变
晚清时期，舆论环境逐渐发生变化，报纸、士人群体等对朝廷事务的关注度和影响力日益增强，崇厚的外交形象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经历了显着的塑造与演变。
在早期，崇厚凭借其在创办天津机器局以及参与一些外交事务中的表现，在舆论中树立了较为正面的形象。他积极投身洋务运动，致力于增强国家实力，这一行为得到了不少开明士人和部分舆论的赞赏。在处理“天津教案”出使法国期间，尽管面临巨大压力，但他努力与法国方面周旋，试图缓解外交危机，在国内舆论眼中，他是一位勇于承担外交重任的官员，展现出了一定的外交智慧和勇气。此时的舆论普遍认为他是朝廷中积极应对西方挑战、努力维护国家利益的代表人物之一。
然而，随着《里瓦几亚条约》的签订，崇厚的外交形象急转直下。该条约严重损害了国家主权，消息传回国内，引发了舆论的强烈愤慨。报纸纷纷谴责他的行为，士人群体也联名上书，指责他擅自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是国家的罪人。在这一时期的舆论中，崇厚成为了无能、卖国的代名词，他的声誉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公众对他的不满情绪高涨，要求对他进行严惩，以正国法。
此后，虽然崇厚被开释，但他在舆论中的负面形象已难以轻易扭转。尽管一些人开始从晚清外交的艰难处境等角度为他进行部分辩解，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换做他人可能也难以取得更好的结果，但主流舆论对他的批评依然存在。直到他晚年淡出政治舞台，其外交形象在公众心中始终与伊犁交涉的失败紧密相连，成为晚清外交失败的一个标志性人物，时刻警示着后人在外交事务中的责任与担当。
第十三章：崇厚外交失误对晚清外交格局的影响
崇厚在伊犁交涉中擅自签订《里瓦几亚条约》，这一严重外交失误对晚清外交格局产生了多方面深远且消极的影响。
从直接后果来看，该条约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利益。根据条约，沙俄不仅继续占据伊犁部分战略要地，还获取了在新疆地区的诸多经济特权，如增设通商口岸、降低关税等。这使得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面临更大威胁，经济权益也遭受巨大损失，进一步削弱了清朝在边疆地区的统治根基。
在国际影响方面，此事件让西方列强更加看清了清朝外交的软弱可欺。其他列强纷纷效仿沙俄，在与清朝的外交谈判中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提出更多无理要求，加剧了晚清面临的外交压力。例如，英国、德国等国在后续的一些外交事务中，不断试探清朝的底线，试图获取更多在华利益，使晚清外交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
从国内影响而言，崇厚的外交失误引发了国内各界对清政府外交能力的严重质疑。民众对朝廷的不满情绪加剧，士人群体纷纷发声，要求朝廷采取强硬措施挽回损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朝廷内部围绕这一事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主战派与主和派的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