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方面，裕禄致力于改善商业环境，促进商业繁荣。在浙江巡抚任内，他减少商业税收，简化商业经营手续，降低了商人的经营成本，提高了商人的积极性。同时，他注重保护商人合法权益，打击商业领域的不法行为，维护了市场秩序。在他的推动下，浙江的商业活动日益活跃，城市商业规模不断扩大，商业税收也随之增加，为地方财政收入做出了贡献。这种对商业的支持态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晚清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打破传统重农抑商观念对经济发展的束缚。
调任直隶总督后，裕禄积极支持洋务运动，推动直隶地区近代工业的发展。他大力扶持开平矿务局等洋务企业，为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援助。在他的推动下，开平矿务局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引进先进的采矿技术和设备，提高了煤炭产量和质量。此外，他还推动创办了一些近代纺织、机械制造企业，促进了直隶地区近代工业的起步。这些近代企业的发展，不仅为当地创造了就业机会，还培养了一批产业工人和技术人才，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积累了经验。同时，近代工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兴起，如交通运输业、商业贸易等，促进了直隶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然而，裕禄对晚清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存在局限性。尽管他支持商业和近代工业发展，但在晚清整体政治经济体制下，他的努力难以突破传统经济模式的束缚。封建土地所有制依然占据主导地位，限制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规模化和现代化发展。而且，晚清的财政困境和官场腐败现象也影响了他政策的实施效果。在支持近代企业发展过程中，由于资金短缺和官员贪污，企业发展面临诸多困难，无法与西方列强的工业企业竞争。此外，裕禄在经济发展理念上相对保守，没有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的规律和作用，对民间资本的引导和利用不足，使得经济发展缺乏内在活力
第十二章：裕禄与晚清外交局势下的地方应对
在晚清风雨飘摇的外交局势下，裕禄作为地方大员，其在直隶总督任内的种种举措，深刻反映了地方在应对复杂外交局面时的艰难处境与努力。
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加剧，直隶地区作为京畿要地，首当其冲面临着外交压力。裕禄意识到直隶地区在外交事务中的敏感性和重要性，因此在处理涉外事务时格外谨慎。一方面，他积极执行朝廷的外交政策，努力维护与列强的“和平”关系。当时，清政府在外交上总体处于弱势地位，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裕禄在直隶严格执行条约规定，确保列强在直隶的所谓“权益”得到“保障”，如开放通商口岸、允许传教士传教等。然而，这种被动的执行，虽暂时避免了与列强的直接冲突，但也使直隶百姓承受了诸多不平等条约带来的负担，如通商口岸的设立冲击了当地传统手工业，传教士的活动引发了一系列民教冲突。
另一方面，裕禄也试图在有限的范围内，采取措施保护地方利益。面对列强在直隶地区的经济侵略，他尝试通过发展地方经济来增强抵御能力。如前文所述，他大力支持洋务企业，希望通过发展近代工业，减少对外国商品的依赖。例如，在面对外国纺织品大量倾销，冲击直隶本地纺织业的情况时，裕禄扶持本地纺织企业，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和市场保护，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国经济侵略的压力。但由于晚清整体经济实力的衰弱以及列强的经济压迫，这些努力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
在处理民教冲突问题上，裕禄面临着两难境地。一方面，他要考虑列强的压力，按照条约规定保护传教士和教民的权益；另一方面，他又要安抚民众的不满情绪，维护地方社会稳定。在一些民教冲突事件中，裕禄试图秉持公正的态度进行调解，但往往受到列强的干涉。列强常常以武力相威胁，要求裕禄偏袒教民，这使得他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左右为难。他的一些妥协行为，虽暂时平息了列强的怒火，但却引起了民众的不满，进一步激化了民教矛盾，也削弱了清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公信力。
当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兴起并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反对列强侵略时，裕禄的态度经历了复杂的转变。起初，他担心义和团的活动会引发列强的强烈反应，危及直隶的稳定，因此采取了一定的镇压措施。然而，随着义和团势力的壮大以及朝廷内部对义和团态度的变化，裕禄逐渐改变了立场。他受到朝中部分主张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官员的影响，认为义和团或许可以成为抵御列强侵略的力量。于是，他开始对义和团采取安抚和利用的策略，为义和团提供一些支持。但他没有充分认识到义和团的盲目性和列强的强大军事力量，这种策略最终导致直隶地区局势失控，引发了八国联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