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耆英外交遗产对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意义
耆英在晚清参与的外交活动及其留下的外交遗产，虽充满了屈辱与失败，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对近代中国外交转型仍具有一定的意义。
耆英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一种极其惨痛的方式让中国认识到了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这些条约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天朝上国的迷梦，使中国不得不直面西方列强主导的近代国际秩序。尽管这种认识是以主权丧失和民族屈辱为代价，但它促使中国开始思考自身在世界中的地位以及传统外交模式的局限性，为外交转型提供了思想上的触动。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必须改变传统的外交观念和方式，以适应新的国际形势。
耆英在外交实践中，尽管采取的是妥协求和的策略，但他毕竟开启了中国与西方列强正式外交谈判的先河。他与列强代表的接触和交涉，使中国初步了解了近代外交的一些形式和程序，如条约签订的流程、外交照会的格式等。虽然这些外交活动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但为后来的外交人员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教训。后世的外交家们可以从耆英的失败中学习如何在国际谈判中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避免重蹈覆辙，从而推动中国外交逐渐走向近代化。
此外，耆英外交活动所引发的国内反思和讨论，促进了近代中国外交思想的演变。他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行为引发了国内各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无论是官员还是知识分子，都开始思考中国应采取何种外交策略来应对列强侵略。这种讨论推动了外交思想从传统的“夷夏观念”向近代外交理念的转变，为中国外交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倡导学习西方的外交制度和理念，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外交道路。耆英的外交遗产虽然沉重，但它在客观上对近代中国外交转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国外交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一个特殊转折点。
第十七章：耆英在地方外交事务管理中的得与失
耆英在参与晚清外交事务过程中，对地方外交事务管理有着自身的举措，这些举措既有一定的收获，也存在诸多失误。
从“得”的方面来看，耆英在协调地方与列强关系上，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方的暂时稳定。在通商口岸等涉及地方外交事务方面，他积极与列强沟通，确保条约规定的相关事务能够相对有序地进行。例如，在通商口岸开放初期，他努力协调地方官员与外国商人之间的关系，避免了因双方文化、商业习惯等差异而可能引发的大规模冲突。他组织地方官员学习一些基本的涉外规则和礼仪，使地方在与外国人交往时能够更加规范，减少了不必要的摩擦，为地方经济在动荡局势下维持一定程度的运转创造了条件。
此外，耆英在处理一些地方涉外案件时，尝试引入相对公平的处理方式。虽然这些方式无法完全摆脱列强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但相较于以往的混乱和随意，还是有一定进步。他要求地方官员在处理涉及外国人的案件时，遵循一定的程序和原则，尽量做到公正，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地方在涉外事务处理上的形象，也让地方民众看到了朝廷在维护地方秩序方面的努力。
然而，耆英在地方外交事务管理中的“失”更为突出。他在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给予了列强在地方过多的特权，严重损害了地方主权。例如，领事裁判权的规定使得外国人在地方犯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这极大地破坏了地方的司法主权，导致地方治安管理出现混乱。外国人凭借特权肆意妄为，而地方官员却无权干涉，严重影响了地方的正常秩序和民众的生活。
同时，耆英对地方经济利益的保护不足。通商口岸的开放和相关贸易条款的签订，使得西方商品大量涌入地方市场，冲击了地方传统经济。他未能有效制定保护地方经济的措施，导致地方手工业和商业遭受重创，大量民众失业，地方经济陷入困境。耆英在地方外交事务管理中虽有一些维护秩序的努力，但因其在外交谈判中的妥协和对地方利益保护的缺失，总体上给地方带来了更多的负面影响，其失误远远大于收获。
第十八章：耆英的家族背景对其外交生涯的影响
耆英出身于爱新觉罗氏，满洲正蓝旗的高贵家族背景，对他的外交生涯产生了深远且多维度的影响。
从积极方面来看，皇族身份为耆英提供了广阔的政治舞台和丰富的政治资源。他凭借家族的威望和人脉，能够迅速进入朝廷核心权力圈，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