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
预警报告如石沉大海。
疾控中心值班研究员的回复通过电话传来，语气是不耐烦的公事公办：“收到了。症状描述看到了。但目前没有实验室证据支持是高传染性或新发病原体。
考虑季节性流感变异株或其他常见呼吸道病毒合并精神性因素可能。请继续按照常规传染病防护流程处理，加强患者管理，避免对院内其他患者和医护造成不必要的恐慌。有新的实验室证据再报。”
“实验室证据？样本送检中途因为‘容器意外破损’污染了！现在又有一个护士可能被感染了！这还不够吗？”雨宫对着电话低吼。
“雨宫医生，请冷静。我们理解你们一线的压力。但我们要对全市的公共卫生安全负责，不能因为个别医院的个别疑难病例就轻易启动高级别响应，那会引起社会恐慌，后果更严重。请相信我们的判断。继续观察，随时沟通。” 对方说完，干脆地挂了电话。
雨宫握着话筒，后牙龈都要咬碎了，一股冰冷的无力感席卷全身。
他看向隔离病房的方向，高桥健今天陷入了更深的谵妄，时而嘶吼，时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低笑，对水表现出莫名的恐惧。
但当隔壁床一个老人咳血时，他却异常兴奋地挣扎，朝着那个方向嘶吼。
约束带深深勒进他的皮肉。
更让他心沉到谷底的是，下午，高桥健的母亲从广岛赶来了。
一位衣着朴素、满脸焦虑的中年妇女。
按照当时尚未极端严格的隔离规定，也因为疾控的“低调处理”指示，她在穿着简易防护服后，被允许进入病房探视一小时。
雨宫隔着玻璃，看着那位母亲握着儿子被约束的手，泪流满面，低声诉说着什么。
而病床上的高桥健，偶尔睁开血红的眼睛，眼神空洞地“看”着母亲，喉咙里发出含糊的、意义不明的音节。
一小时后，母亲抹着眼泪离开，说明早再来。
雨宫几乎想冲过去拦住她，告诉她你儿子可能感染了未知的、危险的疾病，你应该立刻去指定地点隔离观察！
但他不能。没有上级命令，没有疾控的确认，他擅自行动只会被视为制造恐慌，甚至丢掉工作。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位母亲，带着可能已经潜伏在身上的病毒，离开了医院，离开了长崎，踏上了返回广岛的路。
病毒，就像一颗无声的孢子，已经搭上了通往下一座城市的列车，而所有人都蒙在鼓里，或者说，选择了蒙上眼睛。
（第四天）
高桥健的母亲一早来了，但被告知患者病情“突然恶化”，已被转入更严格的隔离区域，禁止探视。
院方出具了死亡风险告知书和一些文件。
母亲在接待室哭了很久，最终在院方工作人员“耐心”的劝慰和保证会“尽力救治”下，带着死亡证明，预先开具的，和其他文件，神情恍惚地离开了。
雨宫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她消瘦的背影消失在医院门口，觉得胸口堵得厉害。
医院内部，情况开始失控。
感染科当日的值班医生、两名负责高桥健的护工，开始出现发热、咳嗽。
甚至连同楼层两个原本只是疑似普通肺炎的患者，症状也突然加重，出现类似高桥健早期的躁动和意识模糊。
隔离病房不够用了。
恐慌的情绪开始在医护人员中悄悄蔓延，虽然表面上大家还在努力维持镇定。
雨宫将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疯狂地查阅各种医学文献，试图找到类似案例，但一无所获。
他再次拿起电话，打给院长，打给市卫生局相熟的同学，得到的回应要么是“正在研究”，要么是“相信疾控的判断”，要么干脆是“雨宫君，不要自己吓自己，现在是流感季，病人多，压力大，我理解…”
放下电话，他瘫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彻底黑下来的天空。
长崎的灯火次第亮起，看似宁静。
但他仿佛看到，无形的瘟疫正以这家医院为中心，悄然顺着人际的脉络，向着整座城市，甚至更远的地方，渗透、蔓延。
而他们这些最早察觉的人，却被一张名为“程序”、“稳定”、“避免恐慌”的大网，死死地捂住嘴，捆住了手脚。
（第五天深夜）
雨宫没回家，在值班室休息。
凌晨两点多，他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是松岛护士，她脸色惨白如纸，眼中充满了极致的恐惧，说话都不利索了：“雨…雨宫医生！隔…隔离区…高桥…那个病人…没…没了！”
“什么？”雨宫猛地坐起。
“监控显示…生命体征…突然全部消失！我们…我和保安过去…门…门从里面反锁了！敲门没人应…但…但是里面有声音！”
松岛的声音带着哭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