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严重的是十一月十五大集，几个喝醉的外来商人和本地后生发生口角，动了手，打伤了两个人。郑老汉带民兵赶到时，场面已经混乱。全部抓起来，审清楚，按律处理：伤人者赔医药费，罚劳役十天，全部驱逐，涉事商队三个月内不准进入新家峁。
处理结果在议事堂外张贴公示。李健当着所有商人的面宣布：“新家峁欢迎贸易，欢迎交流，但规矩必须遵守。咱们对诚实的商人敞开大门，对奸商恶客，绝不客气！”
这话传开，商人们反而更放心了。有规矩的地方，才有真正的公平。那些想走歪门邪道的，自然不敢再来；正经做生意的，更愿意来。
到崇祯五年腊月，新家峁已经成了方圆百里的贸易中心。每月初一、十五的大集，参与的商队少则十几支，多则三十支，赶集的人数超过三千。流通券不仅在联盟内部通用，在周边十七八个村子也成了“硬通货”——虽然那些村子不直接发行，但认可它的价值，愿意用实物兑换。影响范围也逐步扩大。
影响力，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扩散开去。
腊月二十三，小年，李健在年终总结会上列了一组数据：
崇祯五年，外来商队共计八十六支，比去年增加六成。
交易总额：流通券四十二万张（相当于四十二万斤粮食）。
主要出口：铁器一万八千斤，陶器五万件，农具八千件，粮食八万斤（限额内）。
主要进口：盐一万二千斤，布八千匹，药材一万五千斤，书籍八百册，皮货五百件，其他杂货无数。
关税收入：流通券两万一千张，全部用于公共建设——修了三条石子路，扩建了学堂，设立了孤老院。
“咱们现在，不仅自给自足，还能输出产品，换回急需物资。”李健对委员会说，“贸易，让咱们的生存空间扩大了，也让咱们的影响力扩大了。”
钱老倔磕了磕烟杆，感慨道：“我活了六十多年，没见过哪个村子能这样。以前都是被官府盘剥，被商人欺负，被土匪抢。现在咱们自己能做主，能跟商人平起平坐做生意，还能定规矩。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因为咱们有实力。”李健说，“有粮，有工，有兵，有规矩。实力，才是立足的根本。”
散会时，天已经黑了。李健踏着积雪往家走，路两旁新装的路灯（其实就是油纸灯笼，但每晚有人点，有人收）在寒风里摇晃，投下温暖的光晕。路上还有行人，见他都点头致意：“李盟主。”“李头儿，回家啊？”
家。这个字此刻有了更具体的含义。
推开院门，屋里亮着灯。苏婉儿正在炕边哄两个孩子睡觉，轻哼着童谣。承平已经睡着了，小拳头攥着；安宁还睁着眼，黑亮的眸子盯着母亲，偶尔咂咂嘴。
“回来了？”苏婉儿抬头，灯光在她脸上镀了层柔和的暖色。
“嗯。”李健脱了外袍，在炭盆边烤了烤手，才走过去。他俯身看了看两个孩子，承平的眉眼像他，安宁的鼻子嘴巴像婉儿。两个小家伙并排躺着，呼吸均匀，睡得正香。
“今天胡掌柜又来了，送了这对银镯子，说是给孩子的百日礼。”苏婉儿从炕柜里取出一个小木盒，里面是对精巧的银镯，刻着长命百岁的花纹。
李健接过看了看，成色很好。“礼太重了。”
“我也这么说，可胡掌柜非要留下。他说，要不是咱们这儿规矩好，他这生意做不了这么顺。这点心意，应该的。”
李健把镯子放回盒子。贸易带来的不仅是物资，还有人情的往来，关系的建立。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有时候比看得见的利益更重要。
窗外传来打更的梆子声，二更天了。新家峁实行宵禁，亥时之后，非必要不得外出。但今晚是小年，特许到子时。
远处的打谷场上，还有零星的灯火，那是最后收摊的商队在整理货物。更远处，民兵的巡逻队举着火把，在围墙上来回走动。火光在夜色中明明灭灭，像这片土地跳动的脉搏。
李健吹熄了灯，在妻儿身边躺下。苏婉儿很快睡着了，她的手还轻轻搭在孩子们的襁褓上。李健却睁着眼，看着黑暗中模糊的房梁。
崇祯五年就要过去了。这一年，朝堂上，温体仁排挤周延儒出任首辅，党争愈烈；边疆上，后金兵两次入塞，劫掠宣大；中原大地，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已成燎原之势，朝廷剿抚两难。
而在这黄土高原的一隅，新家峁这个小小的共同体，却在这一年里，迎来了新生命，建立了贸易网络，扩大了影响力。这像是一个隐喻：在王朝崩解的大背景下，地方的自组织正在悄然生长。
承平在睡梦中咂了咂嘴，发出轻微的呜咽声。李健轻轻拍了拍，孩子又沉沉睡去。
路还很长。前有流寇，后有官府，天灾不断，人心浮动。但至少今夜，这一家四口，这三间砖房，是安稳的。
而他要做的，就是守护这份安稳。用规矩，用实力，用智慧，用这一路上积累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