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调！调！”崇祯猛地一拍御案，案上的茶盏跳了起来，“朕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何流寇越剿越多？去年还说陕西已定，今年怎么就进了山西？！”
殿内鸦雀无声。大臣们低着头，心里都清楚：自从上次的己巳之变后，朝廷精锐损失惨重；加征三饷导致民变四起；更可怕的是，今年春天开始，后金兵多次入塞劫掠，宣府、大同一带烽火不断。朝廷就像个四处漏水的破船，堵了这头，漏了那头。已呈摇摇欲坠之态。
户部尚书毕自严硬着头皮出列：“陛下，剿饷已拨一百二十万两，但各省拖欠严重……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已半年未解饷银……”
“那就催！严催！”崇祯的脸色铁青，“传旨：各州县欠饷超过三月者，知县降级；超过半年者，革职查办！”
这道圣旨，将在两个月后化作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多的州县因为催饷过急，衙役逼死数人，激起更大民变。但此刻，乾清宫里的君臣都不会想到这些。
退朝后，内阁首辅周延儒回到文渊阁值房，疲惫地揉着太阳穴。幕僚轻声禀报：“阁老，陕西巡按御史吴甡有密奏到。”
展开密奏，字字惊心：“……延安府治下，有‘新家峁’一处，聚流民千余，自设规制，自铸钱钞，自练民兵，俨然独立王国……”
周延儒的眉头皱了起来。他提起笔，想写点什么，又放下了。最终，他在密奏上批了四个字：“暂缓处理。”
不是他不想管，是管不过来。辽东、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大明的疆土上，烽烟处处。一个聚集千把流民的山峁，在朝廷的危机清单上，还排不上号。
新家峁的集市，在说书先生的醒木声中继续着。但在这片繁华之下，暗流从未停止涌动。
李大嘴安排的情报员——几个机灵的半大孩子，像泥鳅一样在人群中钻来钻去。他们假装玩耍，实则竖着耳朵收集信息。这是李健建立的情报网的末梢，虽然原始，但有效。
一个孩子跑到李大嘴身边，压低声音：“李叔，北边牲口区，有三个生面孔，一直在打听咱们的民兵有多少人，武器是哪儿来的。”
李大嘴眼神一凛：“继续盯着，别打草惊蛇。”
另一个孩子跑来：“西边小吃摊，几个外村人在说，五十里外的黑风寨，上月火并了，新寨主姓高，手下有二百多人，专抢大户。”
“知道了，去领块糖。”李大嘴摸出几张最小面值的流通券，孩子们欢天喜地跑了。
这些零碎信息，将在傍晚汇总到李健的案头。他需要从这些碎片中拼出完整的图景：哪里闹土匪，哪里闹饥荒，哪里的官府有什么动向。
而此刻，集市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流通券的普遍使用。
在布摊前，一个马家庄的妇人用三张一尺券扯了六尺细布——新家峁的布比县城的便宜两成，而且可以用券买，不用扛粮食来换。
在铁匠摊前，一个赵家堡的铁匠学徒盯着那把灌钢腰刀，眼里都是渴望。五十工券的价格让他望而却步——这相当于他家两年的口粮钱。
但他还是掏出了积攒多时的流通券，买下了一把普通菜刀。流通券在他手里攥出了汗，这些纸片是他打了三个月短工换来的。
“这玩意儿真能当钱使？”旁边一个新来的外乡人小声嘀咕。
“咋不能？”摊主孙铁匠眼一瞪，“你拿券去钱庄，随时换粮食！咱们新家峁说话算话！”
那外乡人将信将疑地掏出几块碎银：“我用这个成不？”
孙铁匠摇头：“咱们只收券，银子……谁知道成色咋样？”
这是李健定下的规矩：集市交易以流通券为主，金银铜钱为辅。一来保证流通券的信用，二来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崇祯年间私铸成风，含铜量不足三成的“恶钱”遍地都是，还不如新家峁有粮食背书的流通券可靠。
就在集市最热闹的午时，一队风尘仆仆的人马从西边官道而来。打头的是郑小虎带领的侦察队，十个人，人人脸上带着疲惫，但眼神锐利。
他们径直找到正在巡视的李健。
“李叔，”郑小虎压低声音，“西边八十里，出大事了。”
两人走到僻静处。郑小虎带来的消息让李健的心沉了下去：六月下旬，流寇“闯将”李自成部与“八大王”张献忠部在甘肃合兵，东进陕西。就在三天前，这股流寇攻破了保安县，知县自缢，县库被抢掠一空。
“保安县离咱们这儿不到二百里。”郑小虎的声音干涩，“流寇要是往东来，最多五天就到。”
李健闭上眼睛。崇祯五年，正是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开始强势崛起的年份。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一年他们转战陕西、山西，虽还未成气候，但已显燎原之势。
如今这个时空，由于新家峁的出现产生了蝴蝶效应，流寇的动向似乎也发生了细微变化——原本应该往北去的，现在似乎有东进的迹象。
“消息可靠吗？”
“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