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周五下午，周瑾瑜算准时间，借口有一份需要高桥签字的防疫报告（报告是真实的），前往副厅长办公室楼层。他手里拿着文件袋，步伐平稳。
走廊里，果然放着一个半旧的纸板箱，里面堆着一些旧报纸和零散文件。旁边还有一个勤杂工正在打扫其他房间，暂时没顾上这个箱子。
周瑾瑜走近高桥办公室门口，秘书赵某不在外间，可能在里面。他敲了敲门，里面传来高桥“进来”的声音。
周瑾瑜推门进去，例行公事地汇报了防疫报告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春季鼠疫预防的物资储备情况），高桥听得心不在焉，随手翻了翻报告，就在上面签了字。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
“周科长辛苦了。”高桥公式化地说了一句。
“应该的，厅长。”周瑾瑜恭敬地回答，然后告辞退出。
走出办公室，带上门。走廊里依旧只有那个在远处打扫的勤杂工。周瑾瑜的目光迅速扫过那个纸板箱。箱子里的废纸看起来已经被简单整理过，旧报纸居多，也有一些揉皱的稿纸和印刷品。
就是现在。
周瑾瑜看似随意地走到箱子旁，仿佛是在等待电梯（电梯在箱子附近）。他蹲下身，假装系鞋带（他的皮鞋鞋带确实有点松）。系鞋带的动作很自然，他的身体挡住了勤杂工可能投来的视线。就在这短短几秒钟里，他的左手极其迅速地从文件袋的夹层里，抽出了那张被小心压平、但仍带着刻意揉皱痕迹的“杜甫诗稿”，手指一弹，诗稿便悄无声息地滑入了纸箱边缘的一叠旧报纸中间，位置不深不浅，如果稍加翻动，很容易被发现。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不到三秒。周瑾瑜系好鞋带，站起身，正好电梯到了，他迈步走进电梯，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第一步，投放完成。这颗“种子”已经埋入了看似属于高桥的“土壤”。
接下来，需要引导“发现者”。周瑾瑜和顾婉茹判断，勤杂工直接发现的可能性不大，他们通常只是负责搬运，不会仔细翻看。东西最终会被送到档案部仓库，在那里，李干事这样的人，才有机会在“检查”时发现它。
但也不能完全靠运气。周瑾瑜决定再推一把。
两天后，顾婉茹再次前往档案部，这次是归还之前借阅的档案。她特意又挑了个李干事在的时候。
归还档案时，她故意和王科员聊起了最近的大扫除。
“王科员，这几天废纸是不是特别多？我们防疫总部也清理出来不少。”
“可不是嘛，”王科员抱怨道，“仓库都快堆满了，这两天我们都在加班加点粗略检查，准备联系人来拉走。”
这时，李干事正好抱着一摞文件从旁边经过。顾婉茹状似无意地提高了一点声音说：“唉，领导们办公室清理出来的东西，估计你们检查得更仔细吧？可别有什么重要东西不小心混进去了。”
王科员点头：“那是，尤其是楼上那几位领导的……”
李干事脚步似乎顿了一下，但没有停留，抱着文件走了。
顾婉茹的话，像是一句轻轻的提醒，飘进了李干事的耳朵。对于一心想要表现、寻找机会的李干事来说，这种“提醒”可能会让他对“领导们”的废纸多留一个心眼。尤其是，如果他知道最近副厅长办公室刚清理过东西的话。
周瑾瑜这边，则开始准备第二份“证据”。这次，他伪造的是一张残缺的、像是从什么本子上撕下来的小纸片，上面用铅笔写着几组看似毫无规律的数字和字母，排列方式隐约有点像某种简单的坐标码或书籍密码的草稿。纸片边缘有烧灼的痕迹（用香头小心烫的），像是试图销毁未果。他在纸片背面，用极淡的、模仿高桥笔迹的墨水，写了一个模糊的“阅”字，和一个小小的、像是日期又像是编号的标记“3.15”。
这份“证据”更隐晦，也更危险，因为它直接暗示了“密码”和“销毁”行为。周瑾瑜不打算立刻投放，他要等第一份“诗稿”是否被“发现”以及引起何种反应后，再决定投放时机和方式。
同时，心理暗示的环节也要启动了。周瑾瑜用左手，在一张从街上捡到的、最普通的廉价信纸上，写下了七个字：“身在曹营心在汉”。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字迹歪歪扭扭。他将这封信纸装进一个空白信封，信封上同样用左手写上“清水一郎 亲启”。
如何投递是个问题。直接邮寄到特高课风险大，且容易被追查。周瑾瑜选择了一个更直接也更危险的方法——他知道清水一郎偶尔会去一家叫“松鹤屋”的日本料理店吃饭，那家店的老板和清水相熟。他可以让顾婉茹找个合适的机会，伪装成普通市民，将信封塞进“松鹤屋”的门缝，或者交给一个伙计，说是“有人让转交给清水先生的”。这需要极其谨慎的时机把握和伪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