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记者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林杰继续说：“我们有十四亿人，我们有六十多万个像陈德明一样的村医，有几百万基层卫生工作者。他们或许没有高学历，没有先进的设备，但他们有一样东西，对自己负责的每一个生命，都记得清清楚楚。我们的数据，就是这么来的。”
他顿了顿，声音沉下来：“当然，我不否认有个别地方存在漏报、瞒报的问题。所以三年前，我们启动了卫生数据质量提升行动，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人口死亡登记系统，所有死亡信息必须通过村医、乡镇卫生院、县医院三级审核才能录入。去年，我们还引入了第三方抽查机制，随机抽取两万个村进行数据复核。结果呢？误差率在百分之零点三以内。”
大屏幕上显示出复核报告的部分页面，红章、签名、日期，清清楚楚。
台下响起窃窃私语，有人在翻看手里的材料。
那个女记者还想说什么，但话筒已经被工作人员收走。
林杰看向另一边，一个戴眼镜的日本男记者举手。
他接过话筒，用流利的中文问：“林副总，我是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您刚才提到的一些改革措施，比如AI辅诊下乡、体检结果互认，听起来很美好。但据我所知，这些措施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甚至有人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您怎么解释？”
这话一出，全场再次安静下来。
林念苏坐在后排，心跳加速。
他知道，这个问题指向的，是那个在看守所里“自杀”的某康副总裁，是被带走的院长，是那些因为改革失去利益的人。
林杰的表情依然平静，他看着那个日本记者，缓缓开口：“您说的没错，任何改革都会有阻力。我们推行体检结果互认，动了某些人的奶酪，有人恨我们，有人想搞我们。某康体检的案子，大家都看到了。那个在看守所里自杀的副总裁，到底是怎么死的，还在调查。至于王院长，已经被纪委带走。这些事情，我们没有瞒着。”
他提高了些声音发出一连串问题：“但我想问，因为这些阻力，我们就不改了吗？就让老百姓继续被虚假报告吓着？就让那些骗子继续靠制造焦虑赚钱？让那些躺在医院体检中心吃红利的既得利益者继续吃下去？”
台下鸦雀无声。
林杰说：“改革会有阵痛，会有牺牲。但如果不改革，老百姓就得一直痛下去。这个账，我算得清。”
他站起来，走到台边，看着全场说：“我知道，在座的有些人，等着看我的笑话，等着抓我们的把柄。没关系，你们尽管问，尽管查。我们的数据，经得起检验；我们的改革，经得起推敲。”
掌声突然响起，先是一个人，然后是十几个人，最后连成一片。
那个日本记者愣在那里，话筒还举在手里，却忘了下一个问题。
林杰回到座位，示意工作人员继续。
又一个记者举手，是德国一个主流媒体的代表。
他站起来，语气比前两个平和：“林副总，您刚才的回答很有说服力。但我想问一个关于数字治理的问题。你们正在大力推动数字化医疗，收集了大量公民健康数据。有西方学者担心，这些数据可能被用于社会控制，形成所谓的数字威权主义。您对此怎么看？”
这个问题比前两个更刁钻，直接把话题引向了意识形态。
林杰听完，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丝嘲讽，还有几分无奈。
“数字威权主义，”他重复了一遍这个词，“这是你们西方学者发明的词，用来形容一切和你们不一样的东西。但我想问，用大数据提高基层医疗效率，让偏远山区的老人也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这叫威权吗？用人工智能辅助医生诊断，减少误诊漏诊，这叫威权吗？用健康档案管理慢病患者，降低并发症发生率，这叫威权吗？”
他摇摇头，声音沉下来：“如果这都叫威权，那我希望全世界都威权一点。因为人命关天，健康无价。”
他顿了顿，继续说：“数据收集的前提是什么？是隐私保护，是知情同意。我们去年出台了《医疗卫生机构网络安全管理办法》，今年又发布了健康医疗数据安全国家标准。所有数据收集，必须经过患者同意，必须脱敏处理，必须分级授权。这些，你们西方学者研究过吗？”
大屏幕上显示出一系列文件封面，红头文件、国家标准，清清楚楚。
那个德国记者张了张嘴，最终点了点头，坐下了。
记者会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二十多个记者轮番提问，问题越来越尖锐，但林杰始终不慌不忙，一个个回答，一条条反驳。
到最后，连那几个一开始明显带着敌意的记者，也找不到继续攻击的角度。
记者会结束后，林杰被各国代表团团围住，争相握手。
林念苏站在人群外面，看着父亲被簇拥着，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
手机震了一下，是母亲发来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