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的一个亿呢？”
“申请了分期缴纳和减免。”司长苦笑，“理由是企业经营困难，资金链紧张。市里考虑到保市场主体，同意了。”
林杰靠在椅背上：“也就是说，开发商用两千五百万，换来了五块可以建写字楼的地。按珠江新城现在的土地价格，这些地值多少钱？”
“保守估计，三十个亿。”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好生意。”林杰说，“用两千五百万，撬动三十个亿。这笔买卖，谁不愿意做？”
他接着问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你们那边有什么发现？”
基础教育司司长李娟是位五十岁左右的女干部，说话干脆利落：“林书记，我们做了个对比分析。选取了十个大城市，对比2015年和2020年的教育设施专项规划。发现一个共同现象，规划中的幼儿园数量在逐年缩水。”
她调出一组对比图：“以杭州市为例，2015年规划到2020年新建幼儿园三百二十所。但2020年的实际统计，只建了一百八十所。少的一百四十所，在历次规划修编中，被以‘优化布局’‘提高集约度’等理由，逐步削减了。”
“谁修的编？怎么通过的？”
“各区的规划分局提出调整建议，市规划局汇总，报市规委会审议。”李娟说，“规委会的组成，包括分管副市长、各相关局局长、专家学者。表决方式......一般是原则通过。”
“专家学者？”林杰抓住这个词，“哪些专家学者？”
李娟拿出一份名单：“我们整理了十个城市规委会专家委员名单，发现一个现象，超过60%的专家，所在的科研机构或高校，接受过房地产企业的科研经费或捐赠。个别专家，还担任着房企的独立董事或顾问。”
她把名单递给林杰：“这是最典型的几位。这位王教授，清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博导，同时是恒达地产的独立董事，年薪八十万。这位李研究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高级规划师，万瑞地产的顾问，每年顾问费五十万。”
林杰看着名单，笑了：“难怪规划总是往有利于开发商的方向调整。原来裁判员和运动员，早就穿一条裤子了。”
“还不止。”李娟补充，“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城市在土地出让时玩双轨制，公开的规划条件写着需配建幼儿园，但私下给开发商的补充协议里，却允许以缴纳配套费代替实际建设。配套费标准，远低于实际建设成本。”
“比如？”
“比如在成都，建一所十二班幼儿园的成本大约八百万。但配套费标准只有三百万。开发商当然选择交钱，而不是建房。”
林杰站起来，在会议室里踱步。
走了两圈，他停下：“各位，情况已经很清楚了。问题不在开发商贪心，商人逐利是天性。问题在我们的制度有漏洞，监管有盲区，执行有偏差。”
他回到座位：“现在我要问的是，怎么堵住这些漏洞？”
会议室里开始讨论。
住建部的一位司长说：“应该建立规划调整的负面清单，教育用地调整为其他用途的，必须报省级以上主管部门审批，不能由市里自己决定。”
自然资源部的同志补充：“还要建立土地出让合同和规划许可的联动机制。不按规划配建幼儿园的，不予办理竣工验收，不予发放房产证。”
教育部的李娟提出：“对已经调整的教育用地，要追缴土地差价。按调整后的土地市场价格，减去原教育用地价格，差价部分全部收缴，专项用于补建幼儿园。”
财政部的人算了笔账：“如果要追缴过去十年的土地差价，涉及金额可能高达上千亿。这笔钱，很多开发商可能拿不出来，或者不愿意拿。”
“拿不出来就破产清算。”林杰十分坚决的说，“挪用教育用地赚的钱，必须吐出来。吐不出来，就用资产抵。开发商有别墅、豪车、游艇吧？有股权、存款、理财产品吧？该查封的查封，该拍卖的拍卖。”
他环视众人：“我知道，这么做会有阻力，会有反弹，甚至会有人说破坏营商环境。但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营商环境是健康的？是让守规矩的企业吃亏，让钻空子的企业暴富的营商环境吗？如果是这样，那这种营商环境，破坏就破坏了，没什么可惜的。”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今天下午，我要见房地产协会的人。”林杰说，“我会明确告诉他们三件事：第一，过去调整的教育用地，该补缴的差价必须补缴；第二，在建和未建的项目，必须按规划配建幼儿园，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第三，从今天起，任何教育用地调整申请，一律暂停审批，等国家新政策出台。”
他看向许长明：“通知办公厅，下午的会议扩大范围。除了房地产协会，把今天参会的六个城市的副市长、住建局长，还有刚才名单上的那些专家学者，都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