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勇示意了一下，王成功立刻将准备好的方案摘要，分发到每位与会领导面前。
何勇简要介绍了方案的主要思路和关键举措，特别是“容缺审批”的创新点和对审批时限的刚性压缩要求。
“这份方案目前还只是征求意见稿，已经发给了各相关单位。”
何勇目光扫过省国土资源厅、省住建厅、省规划厅等部门的负责人，“我希望各相关单位，特别是直接承担审批职能的部门，能够本着对‘强省会’战略高度负责的态度，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研究，尽快提出建设性的修改意见。这项改革，关乎战略成败，我本人高度重视，也希望得到大家的全力支持。”
会议室里出现了短暂的寂静，众人都在消化这个突如其来的重磅信息。
果然，短暂的沉默后，不同的声音开始出现。
省国土资源厅厅长邹来率先开口慎：“何省长提出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我们也一直在努力优化。不过，现有的审批时限，比如用地许可，都是国家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20个工作日是法定上限，我们已经是在极限压缩到15个工作日了。
再要大幅度压缩，恐怕……力有不逮。而且，‘容缺受理’虽然理念很好，但具体操作中，如何界定容缺范围？万一容缺的部分后续补不上，或者出了问题，责任如何界定？这需要非常慎重的考虑。”
星城市市长也面露难色：“我们市里基层审批人员压力更大，一个业务科室每天面对成百上千的申请。如果实行‘容缺’，对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和责任心是极大考验，也容易引发廉政风险。
而且，很多审批前置条件，比如环评、能评、交评等，需要第三方机构出具报告，时间不完全由我们掌控。”
规划厅也接着发言，虽然措辞委婉，但核心意思明确：法规有限制，人力有不足，风险需防范，操作有困难。
这些部门的表态这是一种典型的官僚式回应，既承认问题存在，又强调客观困难，实质上是对改革持抵触态度。
就在几个业务部门表达完疑虑，会议室气氛有些微妙的时候，一直沉默不语的常务副省长杨文涛开口了。
他没有看何勇，而是面向郑献文和李东海，语气平和：
“东海书记，献文省长，。何勇同志提出的这个问题，出发点无疑是好的，是为了加快项目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审批效率，也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
杨文涛话锋一转，开始从更“稳妥”的角度进行阐述：“不过，行政审批，特别是像规划、用地、施工许可这样的核心审批事项，政策性、法律性、专业性都非常强。
我们国家建立这套审批制度，是为了规范市场秩序，保障公共安全，是经过了长期实践检验的。效率很重要，但公平、规范、安全更重要。
我们不能为了追求速度，就轻易突破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简化必不可少的审查环节。那样做，短期内可能快了，但长远看可能埋下隐患，甚至酿成严重后果。”
杨文涛目光扫过刚才发言的几个厅长，语气带着理解的意味：
“刚才几位厅长和星城市的顾虑，不无道理。压缩时限，要考虑法律底线和人员承受能力；容缺审批，更需要清晰的边界和严格的责任追溯机制，否则就可能变成乱审批，甚至滋生腐败。
改革需要勇气，但更需要智慧。我建议，对这个方案，还是要充分论证，特别是要在法律框架内，寻求稳妥的优化路径，可以考虑先选择少量项目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后再逐步推广。强省会是长期战略，我们既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也要有尊重规律、依法办事的定力。”
杨文涛的发言，站位更高，看似四平八稳，顾全大局，实则绵里藏针。
他巧妙地将“提高效率”与“保障安全规范”对立起来，将“改革突破”与“依法办事”对立起来，给何勇推动的这项改革戴上了“冒进”、“忽视风险”的潜在帽子。
同时，杨文涛提出的“充分论证”、“试点先行”，也是延缓甚至搁置改革的经典话术。
会议室的空气仿佛因为杨文涛的发言而变得更加凝重。
一些原本就持观望态度的部门负责人，眼神开始飘忽。
何勇的改革倡议，遭遇了来自常务副省长看似理性的阻力。
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投向了主持会议的省长郑献文，以及列席会议的省委书记李东海。
这场无声交锋，需要最高决策者来定调。
何勇面色不变，似乎对杨文涛的反对早有预料。
他没有急于反驳，只是平静地看向郑献文，等待省长的表态。
在会议召开前，他就这项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已与郑献文做过深入沟通，得到了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