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得比王成功更远。
如果真如王成功所提示，大量资金被导向某些背景存疑的“合作方”，而本土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受挫，那损失将是战略性的。
“坐。” 何勇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将那份文件推到王成功面前，“这份省国资委的文件，还有你你提的这几点风险，很具体，也很有针对性。
我想听听你更详细的看法，特别是关于这个‘鼓励联合体申报，向省外技术占优方倾斜’的条款，如果执行起来，最坏的情况可能会怎样？有没有具体的例子？”
何勇的问题很直接，显然不仅仅满足于纸面风险，他想知道王成功做出这些判断的更深层次依据。
但又没有点破任何可能涉及人事的敏感点，依旧维持在业务探讨的框架内。
王成功心领神会，他坐直身体，用更加客观的语气汇报道：“省长，从纯业务角度分析，最坏的情况可能包括几种：一是‘技术占优’评估标准模糊，易被操纵，可能导致一些包装华丽但缺乏核心技术的空壳公司，通过与省内企业简单捆绑，就能套取高额补贴。
二是补贴资金实质流向省外，对培育我省自身研发团队、积累技术沉淀作用有限，甚至可能造成省内人才和技术的外流，形成省里出钱，省外研发，成果落外的尴尬局面。
三是如果多家企业争相与同一家或某几家特定的省外明星企业合作以求获取补贴，可能人为推高技术合作成本，甚至滋生腐败空间。”
王成功顿了顿，继续道：“至于迹象，目前没有确凿证据。但省国资委近期的简报显示，省属国企与省外企业，特别是某些新兴科技企业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数量，在最近一个季度有显着增加。其中部分合作方背景和实力披露不详。
而省里几家重点国企自身规划的重大技改项目，目前仍主要依靠自身力量或与国内顶尖院校、科研院所合作。政策导向如果过于向联合体倾斜，可能会对后者的申报积极性和获得支持力度产生挤出效应。”
王成功始终没有提及任何具体企业名称，也没有暗示任何与杨文涛相关的信息，所有分析都建立在公开资料和合理的推测之上。
但所提供的信息，已经足够何勇做出判断。
何勇听完，沉默了下来。
王成功知道，领导正在做艰难的权衡。
签，看似顺从了杨文涛，维持了表面和谐，也推进了一项“优化”政策，但可能埋下隐患，将来一旦出事，何勇作为共同签署人，难辞其咎，更重要的是可能损害省里的产业利益。
不签，意味着要驳回一份已经有多部门会签、特别是常务副省长已同意的文件，这需要充足的理由，也会立即引发波澜，可能会被解读为对杨文涛主管工作的质疑，甚至可能被某些人利用，毕竟杨文涛现在还在常务副省长的位置上。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何勇的目光重新落到那份文件上，又看了看王成功的建议。
最终，他眼中闪过一丝决断，伸手拿起了那支常用的黑色签字笔，但没有签“拟同意”或“原则同意”。
而是在文件首页的空白处，刷刷地写下了几行批语：
“此件所提优化方向总体可行。然，其中关于鼓励联合体及向省外技术占优方倾斜之具体条款，涉及重大资金导向与风险管控，所虑宜周。
请省国资委牵头，商财政、发改、工信、科技、审计等部门，就联合体准入标准、技术贡献度科学评估机制、政策公平性保障等，进一步深入研议，细化实施细则，确保政策精准、风险可控。待细则成熟后，再行报审。”
批语的语气平和，肯定了文件的“优化方向”，但明确指出了具体条款的不足，要求“进一步深入研议，细化实施细则”，实际上是暂缓了此条款的通过，要求其会同更多部门重新研究。
写完后，何勇将文件递给王成功，语气平淡道：“按这个意见，请他们认真研究，把细则做实做细再报。”
“是，省长。” 王成功双手接过文件。
何勇选择了更为稳妥、也是对工作更负责任的做法。
不直接否定，但以“需进一步研究细化”为由，将存在风险隐患的条款暂时搁置，打回去补充完善。
这既坚持了原则，避免了潜在风险，又给了相关部门台阶下，也算给了杨文涛面子。
当然，明眼人都知道，这一“研议细化”，很可能就是无限期搁置，或者最终出台一个与最初设想大相径庭的版本。
王成功拿着文件退出办公室，按照程序，将何勇的批示意见复印留底后，将原件送到了省政府办公厅的办文人员手中。
在省政府秘书长苏朝例行汇总呈报需要省长审定的文件时，他特意将这份文件放在了最上面，并口头向郑献文汇报了一句：
“省长，这份省国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