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加工厂：电力烘焙和脱壳，产品品质稳定，能卖出更高价格；
农具厂：小型电弧炉炼钢，生产改良农具。
工厂采用混合所有制：国家投资51%，工人合作社49%。利润分配：40%再投资，30%工人分红，30%公共基金。
“这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基贡戈解释，“这是乌干达特色：国家引导，工人参与，社区受益。”
工人管理委员会成为新鲜事物。在轧棉厂，委员会由五名工人选举产生，负责生产计划、质量控制、福利分配。德国工程师担任技术顾问，但不干涉管理。
“最初我们犯了很多错误，”委员会主席，前农民卡欣达回忆，“但我们从错误中学习。三个月后，我们的生产效率超过了英国时期的同类型工厂。”
更重要的是工资制度。英国时期，非洲工人工资仅为欧洲同工的十分之一。自由邦规定：同工同酬，最低工资足够维持四口之家温饱，加班额外补偿。
“我第一次拿到工资时，”年轻女工娜米莱索说，“我买了布料做新衣，买了书本学识字，还能寄钱给乡下的父母。我不仅是工人，是能养活自己、帮助家人、学习成长的人。”
工业萌芽产生了涟漪效应。电力需要维护，催生了电工培训；机器需要维修，催生了机修工培训；工厂需要管理，催生了会计和统计培训。
自由邦在坎帕拉建立了第一所“职业技术学校”，首批开设电工、机械、会计三个专业。学生一半来自工厂推荐，一半公开招生。教师是德国工程师和本地技术骨干。
“欧洲工业革命用了一百年培养技术工人，”瓦格纳在学校开学典礼上说，“我们要用十年。但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教训，避免血汗工厂，追求人性化工业。”
到1917年底，乌干达工业部门（虽然微小）已雇佣3000人，产出占国民经济5%。更重要的是，它培养了第一代产业工人和技术人员，播下了工业化的种子。
第四章：贸易网络的重塑
1917年10月，坎帕拉中央市场。
这个曾经被英国贸易公司垄断的市场，如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摊位上不仅有本地农产品，还有来自德属东非的食盐、来自坦噶尼喀的干鱼、来自肯尼亚海岸的香料、甚至通过中立国渠道获得的印度布料和中国瓷器。
市场管理委员会主席，印度商人拉姆·辛格，正带着经济委员会成员巡视。
“英国时期，我们印度商人只能做中间商，利润大头被英国公司拿走。”辛格说，“现在，我们是自由邦的平等伙伴。我组织的商队，把乌干达棉花运到德属东非，换回我们需要的物资。”
辛格是第三代东非印度移民。他的祖父修建了部分乌干达铁路，父亲经营布料生意，他本人精通多国语言和贸易规则。自由邦成立后，他主动提出组建“自由邦贸易协会”，整合商人资源。
“我们有三个优势，”辛格分析，“第一，印度商人网络遍布东非；第二，我们懂国际贸易规则；第三，我们既是亚洲人又是非洲居民，能沟通不同世界。”
自由邦采纳了他的建议。贸易协会获得特许经营权，组织商队和船队，开辟了三条新贸易路线：
北路：经维多利亚湖到德属东非，主要运输棉花、咖啡，换回工业品和武器；
西路：经艾伯特湖到比属刚果，运输盐和布料，换回铜和橡胶；
南路：秘密通道到葡萄牙属莫桑比克，运输高价值产品（锡、钨），换回药品和设备。
贸易采用易货和黄金混合结算。自由邦发行了临时纸币“乌干达先令”，以粮食和黄金储备为担保，逐渐获得信任。
“最困难的是打破英国封锁。”辛格在办公室里展示地图，“英国海军控制印度洋，但内陆湖泊和河流是他们的盲区。我们用小型帆船和独木舟队，夜间运输，黎明隐蔽。”
他指着一个模型：“这是改良的阿拉伯三角帆船，吃水浅，速度快，能载5吨货物。我们的船队有三十艘，每艘配五名船员，都是经验丰富的湖上水手。”
贸易不仅带来物资，更带来信息。辛格的商队也是情报网，他们带回英控区的消息，传播自由邦的政策，甚至秘密运送同情者。
“上个月，”辛格低声说，“我们帮十二个肯尼亚民族主义者偷渡到乌干达。他们想学习自由邦的经验。”
贸易的繁荣促进了金融萌芽。在辛格推动下，自由邦成立了第一家本土银行“维多利亚湖银行”。资本金10万乌干达先令，股东包括自由邦政府（30%）、贸易协会（30%）、农民合作社（20%）、公众认购（20%）。
银行提供三项主要服务：
1. 储蓄和贷款，支持小商人和手工业者；
2. 外汇兑换，方便国际贸易；
3. 资金汇兑，连接不同地区。
“银行开业第一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