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坎帕拉，布干达王宫旧址临时政府办公室。
雨季的敲击声在铁皮屋顶上演奏着焦躁的乐章。莱托·福尔贝克、恩杜姆博酋长、以及刚刚上任的乌干达自由邦经济委员会成员们，围坐在一张巨大的木桌前。桌上铺着三份文件：《英国殖民时期经济统计（1913年）》、《乌干达资源初步调查报告》、《自由邦经济振兴五年规划草案》。
“英国人离开时，留下了这些数字。”经济委员会主任马泰奥·基贡戈——一位曾在英国留学，因参与民族主义活动被驱逐的年轻经济学家——指着第一份文件，“1913年，乌干达出口总值120万英镑，其中棉花占65%，咖啡占20%，其余为矿产和兽皮。但这些收益，90%流入英国公司和殖民政府口袋。”
他翻到第二份文件：“而这是我们的土地真正拥有的：维多利亚湖的渔业资源，足够养活整个东非；尼罗河的水力，足够点亮所有城镇；西部山区的矿产，包括英国人偷偷开采的锡和钨；最重要的是——土地，最肥沃的火山土，一年三熟。”
莱托的目光落在第三份文件上：“五年规划的核心是什么？”
基贡戈深吸一口气：“不是继续做英国的种植园，而是建设乌干达人自己的经济。三个支柱：第一，粮食自给，让人民吃饱；第二，工业起步，从加工自己的农产品开始；第三，基础设施，修建乌干达人自己的道路和码头。”
“资金从哪里来？”恩杜姆博酋长问出关键问题，“英国人带走了黄金，炸毁了部分设施，我们几乎从零开始。”
莱托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个锡盒，打开后是满满的金砂：“德非联盟的第一笔援助：200公斤黄金，来自我们在坦噶尼喀的矿场。不是礼物，是贷款，年息3%，二十年后偿还。”
会议室一阵骚动。200公斤黄金，按当时价格约3.5万英镑，足够启动许多项目。
“还有这个。”莱托又取出一份文件，“德意志帝国银行信用担保，价值10万马克，可在瑞士和瑞典购买机械设备。同样，低息贷款。”
恩杜姆博酋长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雨中的坎帕拉：“一百年前，我们的祖先用象牙和奴隶交换布料和枪支。五十年前，英国人用条约和步枪夺走我们的土地。今天，我们第一次用平等的条件获得资金。这不是施舍，是尊重。”
基贡戈的眼睛亮了：“有了这笔启动资金，我们可以立即启动‘种子计划’。”
“种子计划”成为乌干达经济振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17-1921）的代号。计划核心很简单：让每一户农民有种子播种，让每一个工匠有工具工作，让每一个儿童有饭吃、有学上。
1月15日，计划正式启动。第一批行动是震撼性的：
1. 土地重新分配：殖民时期被英国公司强占的12万公顷土地，无偿归还给原属部落。其中8万公顷立即分配给无地农民，每人不超过5公顷，足够维持家庭温饱并有余粮出售。
2. 种子银行：在各区设立种子仓库，免费向农民提供棉花、咖啡、玉米、豆类种子。收获后，农民归还同等数量的种子，使仓库能持续运转。
3. 工具作坊：在坎帕拉、金贾、托罗罗建立铁匠合作社，用德非联军兵工厂的边角料和简单设备，生产锄头、砍刀、犁头等基本农具，成本价出售。
4. 粮食储备：设立国家粮仓，以保护价收购余粮，既保证农民收入，又预防饥荒。
5. 工匠贷款：向有技能的工匠（铁匠、木匠、织工）提供小额无息贷款，购买工具和原料。
最令人瞩目的是执行方式。莱托坚持：“不用德国军官指挥，用乌干达人自己管理。我们只提供顾问和培训。”
于是，一群特殊的“经济干事”被选拔出来：他们是识字的酋长子弟、有经验的本地商人、甚至前殖民政府的非洲公务员（经过审查）。他们接受德国经济顾问的密集培训，然后派往各地。
马泰奥·基贡戈亲自培训第一批30名经济干事。他的第一课是：“忘记殖民经济学。我们的目标不是最大化出口利润，是最大化人民福祉。一个吃饱的农民比一吨出口棉花更重要。”
第二章：田野上的革命
1917年3月，播种季节，维多利亚湖西北岸的塞塞群岛。
老渔民卡托·姆万加划着独木舟，船上不是渔网，而是一捆捆稻秧。在他身后，二十多条类似的船只组成船队，像水鸟群掠过湖面。
“英国人只让我们捕鱼，然后低价收购，高价卖出。”姆万加对同船的德国农业顾问汉斯·费舍尔说，“他们从未想过，湖边的沼泽可以种稻子。”
费舍尔——一位因反战立场离开德国，志愿参加东非重建的农学家——正在进行的试验将改变乌干达农业：将维多利亚湖畔的沼泽地改造成稻田。
“在爪哇，我见过类似的土地产出惊人的稻米。”费舍尔用刚学会的卢干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