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的深远迂回任务的第十军，依然展现出了惊人的、近乎非人的韧性和对命令的绝对服从——或者说，是在恩维尔帕夏及其亲信将领的不断严令与不切实际的催促下，被迫进行的、押上最后生命筹码的绝望挣扎。在“不惜一切代价前进”、“胜利就在眼前”、“真主与我们同在”等口号的驱使下，军官们，其中许多人也同样在忍受着冻伤和饥饿的折磨，挥舞着手枪和马刀，强迫那些已经形同骷髅、眼神空洞、步履蹒跚的士兵们，继续向着俄军预设的、更为致命的陷阱深处走去。

    第十军的行军路线最为漫长和艰险。他们需要强渡冰封但依然脆弱的阿拉斯河支流，需要翻越阿拉斯河上游最为陡峭、积雪最深、风力最强的雪山隘口，如海拔近3000米的巴尔杜兹山口。在这里，行军变成了纯粹的生存挑战。士兵们用身体在近乎垂直的雪墙上攀爬，用冻僵的手握着工兵铲，机械地挖掘着前进的阶梯。他们拉着濒死的骡马，拖着几乎无法移动的火炮和弹药车，在齐腰深的粉雪中一寸寸地向前挪动。每一天的行军，都是以成百上千的非战斗减员为代价。雪地上留下了一条由尸体、丢弃的装备、废弃的营火余烬和绝望痕迹铺就的、清晰可见的死亡之路。部队的建制开始被打乱，士兵与自己的原单位失散，不同团的残兵混合在一起，指挥体系濒临瓦解。

    仿佛是为了回报（或者说，是更残酷地嘲弄）他们付出的难以想象的巨大牺牲，命运在12月29日，给了第十军先头部队一个短暂而虚幻的曙光。由于俄军统帅尤登尼奇的有意后撤收缩防线（旨在拉长奥斯曼军队的补给线，并使其兵力更加分散），以及持续恶劣天气对双方观测和通讯的影响，第十军的一部，在经历了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地狱行军后，竟然真的成功地迂回到了萨勒卡默什镇的侧后方向——伊利亚兹拉尔（Iliazlar）和奥尔图（oltu）附近，一度威胁到了连接萨勒卡默什与后方俄军主要基地的交通线路，甚至其指挥中枢。

    这一刻，胜利的幻影似乎近在咫尺，触手可及。一些前沿阵地的、幸存下来的奥斯曼士兵，甚至能透过偶尔被狂风撕开一道缝隙的雪幕，隐约看到远处萨勒卡默什镇那些被冰雪覆盖的、低矮的屋顶，以及俄军阵地上依稀飘扬的双头鹰旗帜。这支疲惫不堪、减员严重、几乎到了崩溃边缘的军队中，竟然爆发出了一阵微弱的、夹杂着希望、疯狂与解脱的欢呼。消息通过少数尚能工作的无线电设备，被前线指挥官带着激动与夸张的语气，传回了后方的集团军指挥部：“我军已成功突破俄军侧翼防线！”“萨勒卡默什已在我军兵锋之下！”“合围即将完成！”

    恩维尔帕夏接到这些报告，欣喜若狂，最后的疑虑也被一扫而空。他坚信自己的战略天才得到了验证，大胆的冒险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俄军主力即将被他的铁钳合围，并在这冰天雪地中遭到歼灭。他立刻下达了一系列更加急迫、甚至显得焦躁的命令，要求第十军，以及正面的第九军，发动“最后的、决定性的”总攻击，不惜一切代价，一举拿下萨勒卡默什，完成这场“坎尼式”的辉煌胜利。

    然而，这缕用数万士兵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微弱的曙光，不过是尤登尼奇冷静布下的陷阱中，故意露出的一丝缝隙，是引诱奥斯曼军队主力进一步深入、并耗尽最后一丝力量的诱饵。第十军所谓的“突破”，是在付出了超过百分之四十、甚至更高的非战斗减员、后勤补给完全断绝、士兵体力与精力均已透支到人类极限的情况下，勉强达成的。他们就像一支用尽弓弦全部力量射出的箭，在飞行的末端，箭头已经颤巍巍地触碰到了目标，但箭身本身却已失去了所有动能，轻飘飘地，再也无法深入分毫。他们占领的阵地支离破碎，部队之间联系松散甚至中断，士兵们饥寒交迫，弹药所剩无几，重武器几乎全部丢失。他们看似达到了战术上的突然性，实则自己已经成了一支强弩之末的、深陷重围的孤军，正一头撞进俄军早已张开的、由养精蓄锐的西伯利亚哥萨克骑兵和生力军步兵师，以及严密部署的机枪和炮兵火力网构成的死亡口袋之中。

    而此刻，远在后方的恩维尔，以及许多被胜利消息冲昏头脑的前线高级军官，还沉浸在这虚幻的胜利幻影之中。他们看不到士兵们冻伤发黑、正在坏死脱落的手脚，听不到临时救护点里伤兵们痛苦的呻吟与呓语，感受不到那深入骨髓、足以冻结灵魂的寒冷和噬咬肠胃的饥饿。他们只看到了地图上那个代表“胜利”的、被不断强调的符号，正在被一点点地、艰难地描画出来。殊不知，就在他们不断催促着这支濒死的军队进行最后一搏之时，俄军统帅尤登尼奇，正像一位经验丰富的猎人，冷静地调整着他的“铁锤”——主要预备队，等待着给这支疲惫不堪、组织涣散、濒临彻底崩溃的奥斯曼迂回部队，送上那早已准备好的、致命的一击。雪原上的死亡行军，即将奏响它最悲怆、最凄厉的最终乐章——不是胜利的凯歌，而是全军崩溃的绝望哀鸣与冰封地狱的最终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