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些来自前线、浸透着血泪与专业判断的意见，在来自君士坦丁堡、被狂想和绝对权力包裹的恩维尔帕夏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甚至被视作怯懦、消极和对“伟大事业”缺乏信心的表现。面对将领们近乎哀求的警告，恩维尔帕夏的回答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斥责与政治上的高压。他坚信，突然性和土耳其士兵固有的坚韧、纪律性与宗教虔诚，可以克服一切物质上的困难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在他看来，俄军指挥官绝不会料到奥斯曼军队会在如此严冬发动大规模进攻，他们必然躲在温暖的营房里疏于戒备。胜利，必将属于敢于冒险、意志坚定、为民族和信仰而战的一方。为了确保其计划的“完美”执行，恩维尔帕夏做出了一个更为致命的决定：他决定亲自前往前线，直接指挥这场被他视为其军事生涯巅峰之作的战役。
冲向地狱——死亡进军的号角
1914年12月22日，在高加索山脉已经开始肆虐的暴风雪中，恩维尔帕夏带着他的核心参谋团队，抵达了位于埃尔祖鲁姆的前线指挥部。他的到来，并非为了进行战前最后一次冷静的评估，也非为了倾听那些饱经风霜的前线将领们最后的、绝望的劝谏，而是为了亲自吹响那注定通往毁灭的进攻号角，以他无可置疑的权威，驱赶整个集团军冲向命运的悬崖。
他站在铺着巨幅作战地图的桌前，手指坚定而有力地划过萨勒卡默什的方向，下达了那道最终将奥斯曼第三集团军近十万官兵推向冰封地狱的总攻命令。他的计划在纸面上看似颇具胆识和想象力：以第10军和第9军一部，从正面沿着相对好走的道路，强攻并牵制驻扎在萨勒卡默什镇及其周边高地的俄军前沿部队。同时，以整个第11军和第9军主力，组成强大的左翼兵团，进行一场深远的大迂回机动。这支迂回部队将穿越海拔更高、道路更为艰险、几乎无人居住的巴尔杜兹山口（barduz pass）及其他数个冰雪覆盖的隘口，如同一条致命的毒蛇，悄无声息地绕到俄军主力的侧后，切断其退路和补给线。最后，正面部队与迂回部队在萨勒卡默什盆地实现铁壁合围，将俄军高加索集团军主力一举歼灭，重现汉尼拔在坎尼的辉煌，或是毛奇在色当的胜利。
然而，这个精巧如同沙盘推演的计划，从一开始就与残酷的现实彻底脱节。地图上那些标示着可行道路的纤细曲线，在现实中是几乎无法通行的死亡地带。深深的积雪掩盖了所有的路径、悬崖和深不见底的沟壑，凛冽的寒风以每秒超过十五米的速度呼啸着，持续剥夺着人体内最后一丝宝贵的热量。士兵们排成稀疏的纵队，像一串串黑色的、移动缓慢的蚂蚁，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齐腰甚至齐胸的雪地里挣扎前行。每一步都需要耗尽全身的力气，跌倒往往意味着再也无法靠自己的力量爬起来。他们呼出的湿热气息瞬间在胡须、眉毛和帽檐上凝结成厚厚的、白色的冰霜，使得每个人看起来都如同行走的雪人。汗水浸湿的粗布内衣，在停止活动后的几分钟内，就会因为极寒而变成一层坚硬、致命的冰壳，紧贴在皮肤上，加速热量的流失和冻伤的发生。
行军速度远远低于计划中最悲观的预期。预定仅需两三天的迂回路程，走了整整一个星期，先头部队都未能望见指定的出击位置。骡马成批地倒毙在路旁，它们哀鸣着陷入雪坑，很快就被冻僵，成为雪路上触目惊心的、逐渐被新雪覆盖的路标。拖拽着火炮和补给车辆的牛群更是寸步难行，这些沉重的装备大量被遗弃，陷在雪地中，成为钢铁的坟墓。士兵们开始大规模出现冻伤，脚趾、手指、耳朵和鼻子因缺乏血液循环而先是变得苍白、麻木，继而肿胀、发紫，最后发黑、坏死。饥饿如同恶鬼般折磨着每一个人，随身携带的少量干粮（通常是硬如石头的面包干和几颗橄榄）在头几天就已耗尽，而承诺中的后勤补给车队却始终杳无踪迹。绝望的士兵开始宰杀濒死的骡马，生饮其血，生食其肉，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
与此同时，担任正面进攻的部队同样举步维艰。他们不仅要面对俄军依托坚固阵地发射的密集步枪和机枪火力，还要同样承受着暴风雪的无情打击。进攻队列在开阔的雪原上成为俄军射手的活靶子，伤亡惨重，进展缓慢得如同蜗牛。更为糟糕的是，恩维尔帕夏所寄望的战役“突然性”早已荡然无存。冷静而敏锐的尤登尼奇，通过哥萨克骑兵的前线侦察、空中气球观察（在天气允许的短暂间隙）以及情报人员的努力，早已清晰地掌握了奥斯曼军队的进攻意图和大致部署。他并没有被奥斯曼正面部队的积极行动所迷惑，而是准确判断出恩维尔的主攻方向在于那支庞大的迂回部队。他冷静地调整部署，并没有将预备队盲目投入正面战场，而是巧妙地将其用于加强侧翼，并准备在奥斯曼迂回部队耗尽最后一丝气力、挣扎着走出雪山时，给予其致命一击。
于是，恩维尔帕夏的“闪电战”梦想，在萨勒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