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输，德国是哥萨克古老自由传统的扞卫者，支持他们恢复历史上享有的“自治权”，共同对抗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暴政”。很快，一支小规模的“自由哥萨克骑兵中队”被组建起来。他们配发了马匹（主要是缴获的苏军军马）和马刀，负责在敖德萨郊区及周边乡村进行巡逻、侦察和清剿小股苏军散兵的任务。他们的存在，被随军的德国宣传连（propagandakompanie）精心拍摄下来，照片和报道被发回国内，以及向占领区散发，用以证明德国是“欧洲各民族摆脱布尔什维克枷锁的解放者”。

    与此同时，乌克兰民族主义单位的组建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来自西乌克兰的、与德国合作的组织（如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oUN）派来的代表鼓动下，大量乌克兰籍的战俘被集中起来。他们被告知，为德军服务，就是为未来独立的乌克兰国家贡献力量。一支被称为“乌克兰解放支队”的辅助部队应运而生。他们穿着德军提供的、经过改制的原德军野战服，但佩戴着特殊的徽章——通常是乌克兰国徽“三叉戟”（tryzub）。他们装备着缴获的莫辛-纳甘步枪和dp轻机枪，主要负责协助德军管理日益增加的乌克兰平民、担任各级军政府的翻译和向导、甄别混入平民中的红军官兵，以及参与对早期抵抗分子和犹太人的搜捕行动。对于德军而言，这些“合作者”熟悉当地语言、风俗和地形，是不可多得的情报和治安辅助力量。

    然而，这些辅助部队的建立，远非表面看上去那么顺利和稳固。其规模和战斗力都相当有限，德军高层对他们始终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源于种族主义的不信任。他们很少被配属重武器，也从未被赋予独立的作战任务，通常只是在德军单位的直接监视和指挥下行动。而这些“合作者”自身的动机也极为复杂：其中确有少数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或反共主义者，但更多的人只是为了摆脱战俘营的死亡阴影，换取一口饱饭；还有一些人则心怀鬼胎，暗中与地下抵抗组织或游击队保持若即若离的联系，将其视为暂时的栖身之所。这种建立在相互利用基础上的同盟，其脆弱性从一开始就暴露无遗。

    第四幕：艰难的平衡与道德的深渊——无法走出的困境

    对俘虏的“分类处理”和“合作者”改编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充满了难以调和的矛盾、赤裸裸的残酷和深刻的道德困境。敖德萨军政府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他们既希望高效地利用这数十万的人力来支撑战争经济和后方安全，另一方面，纳粹意识形态的枷锁和现实的安全忧虑，又让他们无法真正信任和公平对待这些“劣等的”东方人。

    劳动大队的运作效率远低于德军的预期。因为长期的饥饿和疾病，这些劳力身体极度虚弱，根本无法达到德国工头的劳动要求。而更普遍的是消极的抵抗和蓄意的破坏：工具被“意外”损坏，搬运的物资被偷偷扔掉，修建的工事偷工减料……看守与战俘之间的对立情绪根深蒂固，暴力镇压成为维持生产的唯一手段，这又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形成了恶性循环。

    而那些被许诺了更好待遇的“合作者”部队，其忠诚度问题始终是德军指挥官心头的一片阴云。给予他们过多的自主权和武器，担心养虎为患；过于严苛地控制和歧视他们，又无法激发其真正的战斗力。一位德军军政府官员在提交给柏林的秘密报告中不无忧虑地写道：“我们试图用面包和独立的空头支票来赢得他们，但我们内心深处无法给予他们真正的尊重和信任。这种关系建立在流沙之上。一旦我们的面包供应因补给线问题而中断，或者东线战局出现不利于我们的逆转，这些‘盟友’很可能会毫不犹豫地调转枪口，或者成群结队地开小差，甚至带着武器投奔游击队。”

    对敖德萨战俘的处理方式，如同一面镜子，清晰地折射出纳粹德国在东部占领政策上的根本性困境与内在的野蛮性：他们既想残酷无情地榨取一切资源，又试图扮演“民族解放者”的角色；既迫切需要当地合作者的支持，又无法克服自身种族主义的傲慢与制度性的不信任。这数万战俘的命运，如同在黑海狂风中飘摇的烛火，在战争冷酷无情的逻辑与人类基本道德准则的灰色地带之间明灭不定。他们是被征服者，是帝国庞大战争机器下微不足道的齿轮与牺牲品，他们的血泪、挣扎与复杂的身份转变，共同构成了敖德萨占领初期那段沉重、黑暗而极其复杂的历史篇章。这支在苦难和诱惑中被初步“改编”的灰色力量，其未来的走向，注定将深深地卷入东线战场此后更为诡谲、血腥和多变的命运漩涡之中，成为这场种族灭绝战争一个充满悖论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