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旗舰“阿尔戈”号上那种高度紧张、但一切都在精密计算和有序控制下的指挥氛围截然不同，在庞大笨重、如同海上移动堡垒的运输舰“波塞冬”号那拥挤、闷热、几乎令人窒息的底舱里，时间仿佛被某种粘稠的胶质冻结了。这里是阿尔卑斯军团第200山地步兵旅第三营的登船区域，也是此刻人间最为压抑的角落之一。
昏暗的、仅有十几瓦的灯泡在低矮的舱顶随着船体的轻微摇晃而摇曳不定，在士兵们写满焦虑、疲惫、恐惧或故作镇定的脸上，投下晃动的、扭曲的阴影，如同他们此刻内心的写照。大多数人像沙丁鱼罐头般挤在狭窄的吊床或直接铺在冰冷钢铁甲板的地铺上，试图强迫自己闭目养神，积蓄体力。然而，胸腔里那颗不受控制、剧烈擂动的心脏，耳膜外永不停歇、仿佛就在枕边咆哮的引擎轰鸣与海浪拍击声，还有脑海中不受控制浮现的、关于即将到来的战斗的各种可怕想象，让睡眠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奢侈。
一些人借着那点可怜的光线，几乎是仪式性地、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早已一尘不染、甚至可以照出人影的步枪枪机，那机械而重复的动作，似乎能给他们带来一丝虚假的控制感和安慰；另一些人则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用低沉得几乎听不见、如同耳语般的声音交谈，内容无非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乡、牵肠挂肚的亲人、家乡的美食，或者是对几个小时后那片未知海滩上可能遭遇的、毫无根据却令人毛骨悚然的猜测。
“我表哥在东线写信回来说……俄国人的马克沁机枪火力，密集得就像秋天的暴雨，能瞬间把一片麦田割倒……”
“闭上你的臭嘴，埃里希！想想教官怎么说的！按照训练的那样，低姿，快速，利用弹坑，冲过那片该死的沙滩！”
“圣母玛利亚……上帝保佑，让我的手脚到时候听话，别像上次在模拟登陆时那样不争气地发抖……我不想死在这异国的海里……”
靠近舱壁的一个角落，年轻的列兵弗里茨·霍夫曼，紧紧攥着胸前挂着的、边缘已被磨得光滑的铝制身份牌，以及母亲在他出征前偷偷塞给他的那个小巧的、有些掉色的锡制十字架，嘴唇无声地、急速地翕动着，反复背诵着他能想起来的所有祈祷文。他的邻铺，是一位脸颊上带着一道从眉骨划到嘴角的狰狞旧疤、沉默寡言的老兵班长，名叫卡尔·格鲁伯。他正旁若无人地、慢条斯理地用一块油石，反复打磨着他那柄象征着山地部队荣誉的、寒光闪闪的山地师佩刀，那“刺啦……刺啦……”的、富有节奏的摩擦声，在凝滞得几乎能拧出水来的空气里，显得格外清晰、刺耳，仿佛在切割着每个人的神经。
“害怕吗，小子？”格鲁伯班长头也不抬，突然打破了两人之间的沉默，声音粗粝得像砂纸。
弗里茨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吓了一跳，身体微颤，他抬起头，看着老兵在昏暗灯光下显得更加可怖的侧脸，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老实地点了点头，随即又像是觉得丢了面子，赶紧用力摇了摇头。
格鲁伯停下磨刀的动作，浑浊但锐利的眼睛瞥了他一眼，那目光似乎能穿透人心。“记住，”他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到时候，跟紧我，像影子一样。别抬头，别停下，子弹和炮弹皮，通常都找不上跑得最快、姿势最低的人。害怕是正常的，蠢货才不知道怕。但别让害怕把你变成滩头上第一波就被打倒的、毫无价值的死尸。你的命，要换点更有价值的东西。”
简单的、近乎冷酷的对话之后，舱内再次陷入一片更深沉的死寂。只有身下这艘钢铁巨兽破浪前行的持续震动，通过冰冷的船体，清晰地传递到每个人的脚底、脊柱，直至大脑，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们，他们正在被这不可抗拒的力量，一步步拖向那个名为“坦德拉湾”的命运交汇点，那片吉凶未卜的海滩。呕吐物的酸腐气味更加浓重了，混合着汗臭、皮革味和燃油味，形成一种令人作呕的、专属于战争前夜的气味，但此刻，已经没人有力气或者有心神去抱怨了。
第三幕：突击营长的最后推演——尖刀指挥官的权衡与决断
在另一艘专门搭载突击队员、航速较快、被称为“海上轻骑兵”的改装快船“闪电”号那狭小却相对安静的军官住舱里，近卫军第1突击营营长，时年三十四岁的冯·瓦尔德男爵少校，正借着一盏用硬纸板精心罩住、只在桌面投下一圈昏黄光晕的应急灯微光，最后一次审视着摊在膝盖上的、边缘已经磨损的作战地图和一组高精度航空侦察照片。照片上，坦德拉湾那片弧形的沙滩、其后起伏的沙丘、以及沙丘后面那片稀疏的、仿佛隐藏着无数危险的针叶林地，被各种颜色的铅笔划满了代表进攻路线、火力点、障碍物和预备队的箭头、圆圈与标记。
他的副官，一位同样出身普鲁士容克贵族、脸颊还带着军校生般红润的年轻中尉，压低声音，几乎是贴着耳朵汇报着刚从前指通过灯光信号传来的、最新（实际上也是几小时前由飞艇观测到的）信息：“……确认登陆区‘红滩’（我营主攻方向）和相邻的‘黄滩’（阿尔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