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巨人已经流血过多，它的每一次挣扎，都会让它更虚弱。”鲁登道夫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断言。他的信心建立在几个基础上：
1915年，对于德军来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在东线战场上，他们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辉煌胜利，这些胜利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德军的士气，也让他们对俄军的战斗力产生了轻视的态度。
在德军看来，俄军的作战能力远不如他们自己。这种观点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在东线所取得的一连串胜利。这些胜利让德军相信，他们在与俄军的对抗中拥有绝对的优势。
然而，德军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他们深知战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尤其是在面对强大的防御力量时。就像在西线一样，德军坚信在完善的堑壕防御体系、机枪和火炮的火力覆盖下，任何进攻方都将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
基于这种认识，德军开始大力督导构建东线的防御体系。虽然这个防御体系在某些方面不如西线那样极致，但在关键地段的建设上，它同样堪称坚固。德军充分利用地形和工事，巧妙地布置了机枪巢、火炮阵地以及其他防御设施，形成了一个相互配合、互为依托的严密防御网络。
· 对奥匈军队的利用与不信任： 鲁登道夫对奥匈帝国的军队评价极低，认为其指挥混乱、士气涣散、战斗力不可靠。但他的策略不是加强它，而是将其视为一道可以消耗俄军力量的“肉盾”。德军的精锐师团被作为战略预备队，部署在后方关键位置，一方面是为了在必要时“拯救”奥匈军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确保德军对东线战局的绝对控制权。他从未真正将东线南翼的防御视为一个整体，而是看作一个由不可靠的盟友驻守、由德军充当最后保险的区域。
因此，当奥匈方面传来关于俄军西南战线异常活动的信息时，鲁登道夫及其参谋部的判断与康拉德惊人地一致，甚至更加固执。
首先，在主攻方向的判断上，他们坚信俄军的主攻必然落在由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和部分奥匈部队防守的北线，即普里皮亚季沼泽以北地区。这一地区在政治和战略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是双方争夺的焦点。鲁登道夫及其参谋部认为，俄军必然会将主要力量集中在这个方向，以实现其战略目标。
其次，对于勃鲁西洛夫这位特立独行的俄军将领，他们缺乏深入的了解。尽管勃鲁西洛夫在战争中表现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战术特点，但鲁登道夫及其参谋部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认为勃鲁西洛夫不过是又一个保守的沙俄将军，不可能有超越时代的战术创新。这种对敌人的轻视导致了他们对俄军西南战线异常活动的误判，从而未能及时调整战略部署。
· 迷信防御工事： 他们过分信赖由德军指导修建的防御工事，认为即使俄军在西南战线发动进攻，奥军前沿阵地可能会丢失一些，但纵深配置的德军预备队足以在任何突破形成威胁前将其封堵。他们脑海中的剧本是：俄军猛攻 -＞ 奥军一线溃退 -＞ 德军预备队反击 -＞ 恢复战线。
这种自信导致了一种致命的疏忽。德军情报部门虽然侦测到俄军西南战线后方运输活动增加，以及小规模的部队调动，但他们将这些解读为正常的换防或为一场有限佯攻所做的准备。他们没有察觉到勃鲁西洛夫部队进行的那些细致到极点的侦察、秘密的土工作业以及突击分队训练。因为这些东西，超出了他们基于西线经验建立的认知框架。
第三节：链条的薄弱环节——前沿的松懈与隔阂
德奥联军高层的这种自信和误判，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了前线部队。在勃鲁西洛夫即将发动进攻的广阔正面上，驻守的奥匈帝国军队呈现出一种危险的松懈状态。
在一个典型的由捷克士兵驻守的堑壕里，气氛压抑而冷漠。士兵们无精打采地靠在泥泞的胸墙上，军官大多是德意志人或匈牙利人，与士兵语言不通，关系疏远。他们收到的命令是加强警戒，但长期的僵持和对高层战略的无知，使得这种警戒流于形式。巡逻队出去应付差事，观察所里的哨兵更关心的是如何熬过这漫长而乏味的值班时间。
他们知道对面是俄国人，但对俄军的意图和能力知之甚少。偶尔发现的俄军小股部队活动或夜间挖掘的声音，往往被解释为“俄国人的日常骚扰”或“加固阵地”。没有人想到，敌人正在用尺子丈量他们的防线，给每个机枪巢都编了号。
奥匈军队的防御部署，清晰地反映了高层的误判：
· 奥匈第4集团军（约瑟夫·斐迪南大公指挥）： 防守至关重要的卢茨克-科韦利方向。虽然这个方向被认为有一定风险，但并未被判定为最危险区域。其防线拉得过长，部队密度不足，许多地段仅由一道单薄的堑壕线构成，缺乏纵深的支撑点体系。部队构成复杂，像一块民族拼图，内部凝聚力差。
· 奥匈第1、